收藏界历来有“太平古董，乱世黄金”一说。兵荒马乱的年月，人们四处为生计奔波，一些古董宝物四处散落无人问津。这时，一些古董生意人，就以低价收取这些宝物来发国难财。
当然，也还有一些人，乱世搞收藏并不是为一己之利，而是为保护国家文物不至流失。比如在清末民初年初年间，就出现了两位极富个性的巨擘，他们都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资财，保存了不少中华民族堪称稀世珍宝的文物，最终成为划时代的大藏家。
他是这位民国风度翩翩的——张伯驹
张伯驹因其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使之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另外那位，则是在收藏成就上与张伯驹，不分伯仲，不相上下。
袁世凯的大管家 名震一时的——郭葆昌
郭葆昌，从古玩店小学徒，到袁世凯的大管家。
郭葆昌，(1879-1942)，字世五，号觯斋，河北定兴人。年少在老家读私塾时便聪颖好学，博闻强识，后来被家人送到北京琉璃厂古玩店做学徒，很快就崭露头角。后来因袁世凯在他当学徒的古玩店里买了一幅四扇挂屏，他帮着送进袁府布置客厅时的年轻机灵劲儿，被袁世凯一眼看中留下给自己当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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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当了总统后，古玩店的这个小学徒随之步步为营，最开始他负责账房先生一类的职务。后来因为他的聪明能干、懂事体面和处处对袁世凯的讨好欢心，逐渐让他的仕途之路丰顺。这里举两件小事：
袁世凯喜食大蒜，每餐必有，但又不愿看到把大蒜瓣摆碟上桌。伺候膳食的人颇感为难，这时郭氏就出了一个主意，命人榨取蒜汁，盛于小盏奉上，这让袁世凯极为满意。
还有一次，郭葆昌知道袁世凯心情不好，嫌袁府里没有荷花缺少诗情画意后，就连夜派人从老家定兴赶运了十大车荷花栽入池塘。第二天一大早袁世凯忽然看见满池荷花，高兴地不得了，一问是郭葆昌所为，随机提拔他为袁府总管。自此，袁府内务均由郭一手操办，直至旷世的袁世凯葬礼。
（袁世凯葬礼奢华到入不敷出最后靠募捐完成的墓碑建造）
对此，世人多鄙夷郭氏投机钻营的能力。然而，在商言商，在官言官，商场有商场的玩法，政治圈儿里有政治圈的规矩，出身贫寒地位卑微的郭氏也只不过是想谋一人之位，更何况他的通达仕途并没有危及他人，支撑起他全部野心的是他对古董经营了然于胸的实力跟修养。
这从他为袁世凯称帝登基作贺礼而烧制的瓷器可见一斑。据称，袁世凯从窃取民国政权以后，就居住在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所建的海晏堂办公，后来改成居仁堂。而从他准备复辟的那天起，就以大总统身份烧“居仁堂”落款的变相“御瓷”。而当时全权负责这个业务的就是郭葆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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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项任务郭葆昌完成的非常漂亮。为讨袁欢心，当然也是因自己的爱好，郭氏到景德镇以后，花重金请回原御器厂的名手和瓷器专家，并选用精良瓷土、彩料、燃料，先仿制雍正、乾隆官窑粉彩瓷器进行实验。
在烧制过程中，不惜工本，质量求精，每件瓷器入窑前，他都一一过目，质量不合格的不准入窑。出窑时，他更是件件逐一检查，没烧好的，仿过去官窑办法，都摔碎不留。他监督烧制的瓷器，造型端正，胎釉精白，彩质纯净，绘画工巧，不亚于历代皇家官窑。
当时郭葆昌烧瓷时公私兼顾，瓷器烧制的落款有两种：一为“居仁堂制”，赶在袁世凯“登基”前成功烧制，共4万件，每件瓷器上标有“洪宪御制”字样，这就是名震一时的“洪宪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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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还自制了一批瓷器，用“觯斋”款。这些所谓的“洪宪瓷”曾被仓颉视作中国瓷业史上仅有的一朵复兴之花，吉光片羽，身价不凡。只是后来随着袁世凯帝制梦的破灭一起疯了，风云流散，成为瓷器收藏家们至今难忘的稀世珍宝。现如今“洪宪御瓷”已被收藏界视作“中国瓷业史上仅有的一朵复兴之花”，身价贵气十足，一涨再涨。
王献之《中秋帖》（局部图）
他收藏的《伯远帖》、《中秋贴》
成为故宫博物院的国宝极品
事实上，在袁世凯手下为官时，郭氏就凭借富豪家资，懂行又有钱，就收藏了不少珍品国宝。而他正式开始全身心投入古董收藏和从事中外名瓷交易则是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他离开官场，回到北京居住的时期。
他的瓷器收藏在当时极负盛名。他的斋名之所以号“觯（zhi）斋”，就是因为他当时收藏了一件价值巨昂贵青铜觯（古时酒器）。同时，他还著过《觯斋瓷器图谱》一书，收录有必胜珍藏名贵瓷器三百余件，其中不乏罕见的宋元瓷器，还包括连故宫都没有的清官窑“移栖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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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撰写的另一著作《瓷器概说》，不仅是瓷器入门级读物，而且以中英双语印行，是近代第一步向西方人士系统介绍中国瓷器的专著。由于郭氏在瓷器上的精深造诣，他还曾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瓷器馆馆长。在此期间，他利用职务之便，查阅大量清宫旧档，并以此编撰了《唐竣公先生陶务纪年表》，翔实考定了唐英这位雍乾两朝官窑瓷器总监一生的贡献，堪称清官窑瓷器研究的开拓之作。
而他的书画收藏，跟瓷器相比也毫不逊色，类别上多为清宫流传有序的旧藏。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乾隆“三希堂”重的“二希”：王殉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后来成为故宫博物院的“国宝极品”。
王献之《中秋帖》（局部图）
生活奢华，亦正亦邪。
郭葆昌离开官场后，居住在北京东城秦老胡同一所大宅院里。该院约有300余间房屋，有一座西花园，山石翠竹，十分秀美，正院厅堂陈设，也极豪华。一些外国巨富常去家里观赏和收买古瓷。郭葆昌出卖给外国人的瓷器，有他自己珍藏的真品，也有赝品，甚至还有他自己仿古制作的瓶瓶罐罐，因此发了一些“洋财”。他向洋人出售瓷器，常常托称瓷器是别人所有，他只是作为鉴赏家予以推荐。
他甚至还让他儿子西装革履或袍子马褂装扮起来，正襟危坐客厅里，说某瓷某器是他珍藏，要价多少多少，郭葆昌则从旁对那瓷器进行讲解，加以赞赏；附庸风雅的金发碧眼，往往欣然付出美元英磅，满意而去。
对此，郭葆昌说：“赚钱要赚洋人钱，不能“坑”中国人。”虽然听起来有点那什么，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听起来带感极了有木有？
郭葆昌在自家院落
郭葆昌先后娶过几次“姨太太”，在他58岁时竟娶了一位16岁的穷人家姑娘。郭葆昌脾气不好，那姑娘终日提心吊胆地生活在那富有而可怖的家庭里，十分痛苦。上世纪80年代初，郭葆昌的外孙还以她为原型，写了一篇题为《水钻别针》的小说发表在《北京文学》上，以纪念这位可怜的女性。
1942年，郭葆昌病逝，死前留下遗嘱，把一生的收藏全部捐赠给故宫。现在躺在故宫里很多旷世罕见的珍宝，都曾经他之手。
对郭葆昌这样一位历史过客，不能用好人抑或是坏人的方法去评价。他曾为袁世凯服务，终日过着奢侈糜费的生活，但对曾为好友后来当了日伪汉奸者则引以为耻，断然与之绝交。对所藏瓷器，宁肯作为商品出卖，也绝不用以阿谀讨好侵略者，他一直不断重复着将来抗日战争胜利后将余下的瓷器交给国家的誓愿。
对于郭葆昌在艺术收藏的修养，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曾当面评价说：“像你这样的收藏家不多。做收藏家，一要真喜好，二要会鉴赏，三要有实力，还要有一般人所没有的境界。你是样样具备啊！”
关乎个人的小事从不在乎，关乎国家的大事从不含糊，正是这样的大胸怀大境界，终究成就了一代藏家一生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