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是东西方瓷器贸易的繁荣时代。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制瓷国，是当时东西方瓷器贸易中当之无愧的主角。而这一时期，日本随着瓷业的崛起，也加入到了外销欧洲的行列中，与中国形成竞争。
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伊万里”与“中国伊万里”之争。
日本的瓷器制作始于1610年，虽然出现时间较晚，但在归顺于日本的朝鲜陶工的帮助下，以及地方政府的干预下，日本的制瓷业吸收了许多中国技术，进步很快，至1650年后便已步入成熟阶段，规模上达到了量产，质量上已接近中国。而此时中国正值明清改朝换代的动荡时期，其后续影响直至1680年随着三藩之乱的结束而结束，这些战乱给中国瓷业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面对中国瓷业的萧条，其时作为东西方瓷器贸易纽带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将触角转向了日本，希望用日本瓷器代替中国瓷器以满足欧洲及其他地区的需求。
日本瓷业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遇。一方面日本制瓷技术在1650年后有了飞跃，实现了量产化，有能力承接荷方需求；另一方面，荷方的大规模订购进一步促进了日本瓷业的繁荣和制瓷水平的提高，能更好地满足荷方需求。日本瓷器于1650年后开始了大规模外销，尤其是1659年，与此前的年均数千件的出口量相比，一下子跃升至56700件，成为日本外销瓷器起始的标志性年份。日本瓷器进入世界市场后发展很快，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中期这段时间，日本瓷器在欧洲创出了声誉，得到欧洲贵族的喜爱。其代表性品种就是柿右卫门风格瓷器和“金襕手”风格瓷器。由于日本出口到欧洲的精品瓷器均从伊万里港口出运，故被欧洲通称为“伊万里瓷”。
柿右卫门风格瓷器出自柿右卫门窑，由酒井田柿右卫门家族创烧。其典型风格流行于1670~1690年左右，特征是在略带乳白色的白胎上施红、绿、青、黄、紫等色，笔锋纤细，也称为“浊手”，又称“乳白手”。柿右卫门瓷器既继承了之前日本瓷器受中国瓷器风格影响的传统，又体现了日本江户时代审美文化的特色。它的纹样来源于中国，但构图形式却具有日本风味。如往往将构图重心置于一旁而非中心，形成“偏”的风格，这恰是受了日本当时歌舞伎文化的影响。
进入1690年以后，日本瓷器逐渐形成了以“金襕手”风格为代表的“古伊万里”风格，日本古代瓷器也发展到了高峰阶段。“金襕手”风格瓷器的特征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结合装饰，再施绘金彩，以大盖罐等器形为主。由于大量使用红彩和金彩，故颜色鲜艳，整体风格显得绚烂夺目、雍容华贵，这与当时欧洲流行的洛可可风格的趣味是一致的。
由于日本“伊万里瓷器”在欧洲逐渐受到欢迎，中国瓷器为了争夺市场，也开始对这批日本瓷器进行仿制，于是被称为“中国伊万里”。“中国伊万里”不仅仿得惟妙惟肖，而且在装饰水平和瓷质上甚至还优于日本瓷器，并能以更便宜的价格参与市场竞争。
“中国伊万里”和日本“伊万里”瓷对比，两者造型相似，装饰上均追求金碧辉煌的效果，也都使用了18世纪“伊万里”外销瓷中常见的开光装饰。不过，中国的开光内描绘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物，这在此时期的日本“伊万里”外销瓷中很少见到；日本瓷器则一般常绘日本人物。这说明中国瓷工在仿日本“金襕手”风格时也进行了一些改动，并非一味照搬。
由于中国瓷器的仿制品物美价廉，一段时间下来，日本瓷器竞争不过中国瓷器，最终在1757年退出了国际市场。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中国瓷器仅在1750~1755年的5年间便向瑞典出口了1100万件瓷器。
其原因有很多方面，如日本瓷器供应量不稳定，易碎、交货慢、交货中常有缺斤少两的欺骗行为、日本翻译人员的加价等，但根本上还是因为价格比中国瓷器贵——即使问题很多，但只要有价格优势，总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关于日本瓷器价格昂贵这个问题，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档案里有很多记载。如1686年的记录显示，日本瓷器“如此贵以至于我们不敢也不能同意这个价格，以免将来担责，因为荷兰售价只有这个的一半”。又如1750年的记录显示，荷兰东印度公司试图向日本发样订购瓷器，但却被开出了“离谱的不合理的”价格，因此交易未达成。（原标题：300年前的瓷器“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