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封东窑的历史渊源及艺术特征
开封东窑的历史源远流长。据开封学者韩鹏先生考证，早在舜帝时期，开封的“汴东阳翟”（陈留）一带就有烧制陶（瓷）甄（瓦）的历史。东汉时期的陈留人、史学家圈在《陈留风俗传》中说：“舜陶甄河滨，其后为氏，望出中山、河南。”明成祖永乐二十年（1422年）四月，翰林侍讲兼修国史总编章胡俨为山东庆云《甄氏族谱》作序时亦言：“甄氏出自陈留虞舜之后。初，舜陶甄河滨，其后因以为氏，所谓以事氏者也。”先生言在殷商之前，虞舜就带领先民在开封陈留一带开始了制陶之业，进行原始的手工制陶，并以此烧制陶甄的事业成为后来甄氏族姓的起源。自舜帝之后，开封陈留一直有瓷窑传承的历史记载。至北宋时期，开封陈留东窑的陶瓷烧制技艺已十分成熟。有北宋“苏门四杰”之称的文学家、诗人张耒（1054—1114），曾为我们留下了赞赏“东窑”的著名诗句：“碧玉琢成器，知是东窑瓷”，对东窑瓷器作品的制作及美如碧玉的艺术品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在客观上说明了东窑在当时耳熟能详的影响。清代学者兰浦在其《景德镇陶录》中也道：“东窑，北宋东京民窑也，即今开封府陈留等处。土脉黎细，质颇粗厚，淡青色，亦有浅深，多紫口铁足，无纹，比官窑器少红润。后人有‘东窑’为‘董窑’者，窑址迄今未被发现。到明清，景德镇曾仿制东青釉，清雍正的豆青釉也被称作东青。”先生不仅印证了张耒对开封东窑描述的诗句，还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开封东窑的艺术特色及对明、清青瓷的传承和影响，尤其是清代雍正时期的御窑厂，仿烧的东青釉极为成功，因其烧制的釉色又与豆绿接近，故也叫“豆青”。另据开封地方史料载，开封东窑，创于北宋初年，是为宋代北方著名窑口，亦称“董窑”。窑址在汴京（今河南开封）陈留，专烧砖瓦，北宋中期，随着北宋王朝皇室建设的逐渐圆满，东窑已由北宋初期大量烧制皇室建筑用材逐渐转为烧制日用陶瓷器皿及艺术瓷器，产品有了较大的变化。时东窑烧制的东青瓷亦被称为“东青器”或“冬青器”，胎骨细致，釉色淡青，有深浅两种，浅者近似“汝器”，但无蟹爪纹，多紫口铁足，与官窑、哥窑并列，盛于北宋，为我国陶瓷史上一著名窑口（系），但因战争荼毒及黄河水患等原因至今仍未发现窑址。文献史料中还记载东窑烧制的器类有瓷印、狮鼓镇纸、菊瓣水中丞、天鸡壶诸种等民间日用器皿。其中天鸡壶下有一窍，为入水之口，不像一般水壶，从顶端注水，而是使用导管从壶底引水入壶，设置工艺之复杂以及制做之精良，实不同凡响。《宋会要》窑务条文也为之道:“京东西窑务掌陶工为砖瓦器给营缮之用，旧有东西二务，景德四年废止，大中祥符二年复置东窑务。”记载了北宋东、西两窑务的职能和废止时间，可能因皇宫建设圆满，无需东窑再烧制建材而废止窑务，继而又因东窑烧制作品的转型及影响，大中祥符二年又恢复了东窑务的职能，这无疑也说明了东窑在当时的发展和兴盛状况。
关于东窑的作品特征，明代学者曹昭（明仲）在他的《格古要论》卷下《古窑器论》哥窑条中道：“旧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紫口铁足，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见。元末新烧者土脉粗燥，色亦不好”，不仅言及哥窑与汴京东陈留镇东窑（即董窑）一样，具有紫口铁足的艺术特征，并谓哥瓷釉色好的，与东窑青瓷相似，而又不及，且今(明代)亦少见，元代末期所制瓷器，无论土脉还是釉色，和东窑青瓷相较，已多不如东窑作品。此记述明清两代谈瓷笔记多有引用，如稍后一点的明代学者王佐于景泰七年（1456年）至天顺三年（1459年）历时四载增补的《新增格古要论》中也有如是记述；此外，清学者梁同书在《古铜瓷器考》中，言及东窑釉色时，还特别与官窑器的艺术特征做了比较，其道：“董（东）窑，淡青色，细纹，多有紫口铁足，比官窑无红色，质粗而不细润，不逮官窑多矣，今亦罕见真者。”梁先生文中所谓“比官窑无红色”，应该指东窑器无北宋官瓷通过特意做（染）线工艺而呈现的鳝血纹，在制作工艺的精到与细腻方面，东窑与官窑的唯美追求有较大差距，当在情理之中。再有，邵蛰民撰、余戟门增补的《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一书中，记述东窑瓷器时也明确地说，（东窑青瓷）系北宋时东京民窑所造，即今开封等处，土脉细致，器质颇粗厚，淡青色有深浅二种。因系东窑所造，故曰东青。民国学者郭葆昌在其陶瓷专著《瓷器概说》中也为之道：“北宋名窑最多，定、钧（窑建于宋初，在今河南禹县，其地有钧台，因名钧窑，至今尚存）、东（即开封东窑）、汝、官、龙泉、哥、弟诸窑”，将东窑与当时诸名窑并列，可见当时东窑的艺术地位。
在青瓷的艺术风格上，东窑青器沉静雅素，朴和温润，与耀州瓷和龙泉瓷注重刻花、划花等装饰艺术有着明显的区别，与官窑瓷器不事雕琢的艺术追求法脉相通。在釉色方面，蓝浦先生在其〈〈景德镇陶录〉〉陶录余论（一）中，特别将各类青瓷的釉色做了类比，说明了各自的不同特征。其道：“（东窑等）同一青瓷也，而柴窑、汝窑云青，其青则近浅蓝色；官窑、内窑、哥窑、东窑、湘窑等云青，其青则近淡墨色；龙泉章窑云青，其青色则近翠色；越窑、岳窑云青，则近缥色。古人说陶，但通称贵色耳。景德镇诸窑称青亦不同。有云青者，乃白地青花也，淡描青亦然，其青皆近蓝色，分浓淡；有仿古窑称青者，则亦如古窑之青；若霁青之青，亦近深蓝色。”从蓝浦老先生的论述中可看到，虽同为青瓷，但非一类瓷种，釉色还是颇有差别的，不独东窑、官窑青瓷与汝瓷之青不同，东窑、官窑的釉色还同为一系，非常接近，我们从中当然不难体悟到二者之间的法缘及影响。
至于东窑烧制所用燃料，《四部丛刊》续编，集部，及《宋史》卷一三二《食货志一》会计条，记载有(宋)程俱《北山小集》卷二十八言:“（太宗）因召三司使谓曰:‘朕富有天下，岂虑少缺，但念耕织之苦，每事不欲枉费，卿等宜尽心。’又时东窑务请以退材供薪。诏使臣阅视择可为什物者作长床数百，分赐宰相、枢密、三司使。因谓李昉曰:‘山林之木取之甚费民力，反以供，亦可惜也。”记述了针对东窑务请以退材供薪之事，太宗以体恤百姓耕织之苦的口吻，嘱托朝臣注意尽心节省，不要浪费，这在客观上说明了北宋初期（太宗朝）东窑务当时以柴为燃料，还没有使用煤烧（亦即并非开封不产煤便无法置窑烧瓷）。由于东窑地在京师，缺少林木开采以供烧窑，因此请以其他机构用剩的退材为东窑燃料的史实。
值得说明的是，北宋时期，开封陈留盛产瓷土，还未因黄河多次水患而将瓷土深匿于地下，这便为开封东窑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自然基础和保障。这方面不乏史籍记载，如明代著名学者宋应星编著的《天工开物》一书中，其记述中国瓷土产地道：“凡白土曰垩土，为陶家精美器用。中国出惟五六处，北则真定、定州、平凉、华亭、太原、平定、开封、禹州；南则泉郡、德化（土出永定、窑在德化）徽郡婺源、祁门。”文中罗列中国瓷土产地，开封榜上有名，且是主要产区。清光绪三十四年开始编篡的，兼收百科，重在溯源的《辞源》第二册“官窑”栏之释解，也有如下记述，其道：“（官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北宋大观间京师置窑烧造。胎骨有白、灰、红之分。其土取自汴东、阳翟，淘炼极精”，确认古代开封（陈留）为瓷土产地之一，包括今日，陈留较深处挖出的粘土，仍多呈黑红色，含铁量很高。这当然也可推知，立窑于汴东陈留的东窑，就是因为自产瓷土而设窑烧瓷，并因为入胎的粘土含铁量高，而形成其紫口铁足的艺术特征。
尤值一提的是，蓝浦先生特别在《景德镇陶录》卷十“陶录余编”中言：“陶处多者，自来莫过于汴，其次为浙”，明确记述开封为我国历史上陶瓷的主要产地，即使为青瓷鼻祖的浙江，尚在开封之下。先生此说一方面源于东窑、特别是其后崛起的北宋官窑至高无上的艺术品质及风范气象；另一方面也感荷当时开封陶瓷产业制瓷技艺的发达以及对后世经久不息的影响。开封民间，其实千百年来也一直流传着陈留东窑“七十一窑，八十二井”之说，对过去开封陶瓷业的光荣与兴盛不乏怀念和自豪。在传世实物方面，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高古陶瓷藏品名录记载，该院收藏一只东窑烧制的荷口碗，墨青釉，紫口铁足，器物较朴拙、粗糙，典型的民间制作手法，以实物印证了古人关于东窑的历史记载。可见，开封东窑在当时实为一著名窑口，颇有影响，其瓷质相较官瓷虽颇粗厚，但因其以高铁粘土入胎，特别是其裸足垫饼垫烧的制瓷工艺，超越了汝瓷香灰胎质且满釉裹足支烧工艺的局限，故而不仅烧制出汝瓷所不可能拥有的紫口铁足之特征，且因比支烧更能承重的裸足垫烧的工艺，使烧制器型的大小也远过汝瓷。所憾的是，在中国陶瓷史上始于五代末期（宋代初期），号称七十一窑八十二井的开封东窑窑群，也是在金兵灭宋之后，谜一样地与北宋官窑一道消亡，其窑址的考古至今无果，不知所终。
二、北宋官瓷以及与开封东窑的法缘
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北宋官瓷创建于北宋宣政年间，是为宋徽宗因不满当时贡御瓷器釉质的寡薄及器型不规范等缺陷，为烧制出符合国仪之用的庄重礼器，引入汝瓷及开封东窑等窑系的制作精华，并遴选全国制瓷名匠，在当时北宋都城开封创制。南宋文人叶寘在其《坦斋笔衡》中言：“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记载了徽宗自置窑烧造官瓷这一重大的陶瓷历史事件。值得说明的是，北宋官瓷虽与当时诸窑同地而立，但诞生于艺术帝王徽宗之手的北宋官窑，源于它非凡的地位,它举国之力的投入,以及它纳天下巧工的烧制技艺和它深蕴着徽宗个人艺术才华的追求，乃至它高居庙堂的拥有者，其鹤立鸡群是不争的事实！从中国陶瓷史的意义上言，北宋官瓷不仅是我国陶瓷史上第一个由朝廷独资投建的“国有”窑口，也是第一个被皇帝个人垄断的瓷器种类，在很大意义上象征着皇权以及朝廷的尊贵和尊严；从陶瓷艺术角度而言，北宋官瓷珍稀的作品，称得上是大师巨匠精湛技艺和徽宗个人杰出的艺术才华双剑合璧的典范，凝聚着深刻的传统文化内涵。因此，北宋官瓷自问世以来，便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徽宗对中国陶瓷艺术尽善尽美的追求而孤标傲世，光照天下，素有“王者之瓷，社稷神器”的盛誉。
关于徽宗的窑口何以叫官窑？作品为何称官瓷？明代诗人高江村在他的《酬苍林宋钧窑歌》一诗中提到官窑时，留下有这样的诗句：“烧成唯献至尊用，郑重特以官窑名”，老先生对官窑瓷器的义意，把握的十分到位，认为官瓷是唯帝王（朝廷）拥有的陶瓷种类。许多研究官窑制度的学者也认为，官瓷在真正意义上不应该是“民代官烧”或“官搭民烧”。特别是作为一代艺术帝王举国之力创建的北宋官瓷，出身皇室，以及其作为国家礼器的创制本怀，作品也只供朝廷专用，历史上从未见有市场流通的记载，与汝瓷“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南宋周辉《清波杂志》）的性质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今天我们从北宋官瓷的创制历史和拥有者的角度上去考量，鉴别真正的官窑或官瓷，应考察其生产关系是否禀赋“朝廷置场、内府制样、大匠考工、兵士供役”（李民举《宋官窑论稿》）的标准和特点，以及烧制作品的使用范围，这即历代官瓷研究者们所总结的“官资、官管、官艺、官用”之八字根本特征。北宋官瓷的创世，在文化传承、以及追求徽宗超乎象外的美学精神之上，最具历史意义的是，朝廷自置官窑烧造瓷器，不仅彻底改变了以往由各窑口烧制贡御瓷器乃至包括朝廷在民间窑口搭烧或监烧自己所需瓷器的历史，其纯正的国有资产，也为中国官府（国有）手工业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陶瓷官窑制度，并成为后世陶瓷官窑制度的典范和滥觞。
至于北宋官瓷的法脉传承，与其说是引入汝瓷的制作精华，其实还不如说是对开封东窑烧制技艺的直接汲取更为准确。前文已述，古人说陶，尤重釉色，官窑的釉色与内窑、哥窑、东窑、湘窑等同为一系，青釉近淡墨色，也即釉色较重，与柴窑、汝窑近浅蓝色（也即天青色）的青釉，有相当的区别，故北宋官瓷与汝瓷之间的联系，应该远不如同为一系的东窑更为直接；再者，正如《辞源》所言，北宋官窑取土自汴东、阳翟，与东窑用料为同一产地，胎料的配制不会与东窑有太大的差别，必对东窑有相当的借鉴和汲取。更为重要的是，见于“紫口铁足”陶瓷艺术特征之记载的，北宋官瓷问世之前，在中国陶瓷史上，也唯开封东窑一家，况且东窑本就在北宋官窑左近，触手可及，其和徽宗北宋官瓷传承之法缘以及对北宋官瓷的影响，实在情理之中，不应有什么异议。从烧制技艺上来看，东窑和北宋官瓷突破汝瓷单一青色的“紫口铁足”的典型艺术特征，首先源于二者所用瓷土富有极高的含铁量，使得胎体颜色泛黑紫，这也是汝瓷低铁高铝的胎骨所无法求得的。汝瓷胎体正因为含铁量较低，故而才多粉白、灰白和洁白，胎色至多也不过灰中泛黄，即业内人士所称的“香灰黄”，与东窑及北宋官瓷胎体铁褐色的厚重感，不可同日而语。在烧成方面，如后来的哥瓷一样，东窑和北宋官瓷顺应胎体高含铁量的配制，为强化瓷釉的窑变，使之更增自然色彩的变化，器物口部施釉较薄，微显胎骨，器足底部露胎无釉，并采用与汝瓷支钉架烧和支烧不同的垫子垫烧等多样装窑烧制方法，使作品经烈火烧制，器之口沿部位因瓷釉微微垂流，在薄釉下微露紫黑色，便是“紫口”；另一方面，东窑和北宋官瓷的成瓷温度比汝瓷高百数十度，基于胎体使用的粘土材料与汝瓷的不同，为满足作品的烧结温度，防瓷釉粘垫子，东窑与北宋官窑器物足底不施釉，多采用裸足垫烧的工艺，因而胎体的氧化铁成分在高温还原气氛烧制下，呈铁黑色或黑红色等，此即为“铁足”。这一相对汝瓷极富诗意的“紫口铁足”的变化，在区别汝瓷满釉支烧、釉色素面无变化的同时，也使得器物愈显古朴庄重，最终便成了东窑及北宋官瓷作品最典型的特征之一。
于北宋官瓷而言，为使北宋官瓷庄重大气，适合庙堂礼器的审美，“紫口铁足”的艺术成果，虽然还不是徽宗个人天才的发明创造，乃得益于当时开封东窑的陶瓷艺术智慧和经验，但这一典型的艺术特征在北宋官瓷作品上的文化凝聚，实为徽宗及北宋官窑的窑工们在顺应中国陶瓷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中，对当时开封东窑的胎体配制及烧制技艺模仿和借鉴所呈现出的成果，其刻意的艺术追求，也充分表现出徽宗自身的文化素养及价值取向等内心意蕴，散射着徽宗高雅的美学格调之光。从东窑青瓷到徽宗的北宋官瓷，“紫口铁足”从不经意出现的艺术特征到自然、唯美的用功追求，不仅丰富和提升了当时整个中国青瓷的艺术品位，也极为强劲地推动了中国陶瓷艺术的个性发展，并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南宋官窑、哥窑和龙泉窑等青瓷窑系，且被南宋官窑和哥窑全部传承下来。藉此而言，徽宗北宋官瓷的艺术特色，莹莹如玉的丰厚质感以及注重釉面纹片之美的“龟背片、鳝血纹”是一方面；突破素面青瓷单一釉色的“紫口铁足”更是必不可少，正是这些美的要素，才构成了宋官窑青瓷令人心仪不已的典雅和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