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立：汝官瓷复烧奠基人，当代中国汝瓷核心艺术家，古窑遗址研究重要专家，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教席“首届大师工作室导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设计、教育终身成就奖得主，大国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具有国际影响力。
这是一篇迟到的怀念文章，但“迟到"的文章或许也意味着，我们应该怀念的人，永远也不能忘却。
1月10日，我听到一个噩耗：耿宝昌先生走了。顿时，我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中，至今都没有从伤痛中走出来。
由耿宝昌先生，我又想到了已经去世的李国桢、冯先铭、汪庆正等中国乃至世界陶瓷界敬仰的大师。
中国陶瓷史有关“五大名窑”的“六大千年难题”——北宋汝官瓷的复烧与北宋汝官瓷遗址的发现，北宋官窑的复烧与北宋官窑遗址的发现、柴瓷的复烧与柴窑遗址的发现，都倾注了他们的心血。
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陶瓷史“六大千年难题”的解答，也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成就。
与他们认识、交往的一幕幕，在我脑海里萦绕，无法消失。
1.“李国桢的信和电话，成为支撑我汝官瓷研制的强大力量”
朱文立向来访嘉宾介绍汝官瓷
与李国桢先生的交往，是从“神交”开始的。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
当时，我在汝州汝瓷二厂担任汝瓷研究试验组组长。在成功研制豆绿釉后，我撰写的论文《汝瓷豆绿釉》发表在1981年秋季的《瓷器》杂志上。
1980年8月，寓居陕西十年的的陶瓷科学家李国桢奉调回京，到国家轻工部科学研究所主持全国陶瓷科技工作。他在半个多世纪陶瓷科研生涯中，足迹踏遍全国各大瓷区瓷厂，恢复了“五大名窑”，再现了“六大瓷系”，取得了我国“南青”和“北青”两大著名青瓷恢复的划时代成就。
但在当时，宋代五大名窑的研究并没有取得大的突破，看到汝瓷豆绿釉烧制成功，他像夜行发现航标，心情激荡。他拿起电话要《瓷器》杂志编辑部查询我的通信地址，当天就给我寄出了第一封信。
李国桢在信中说：
汝瓷在我们国家的文明发展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青瓷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50年代周总理指示恢复历史名窑，点到名的就有汝瓷。豆绿釉的烧制成功，是汝窑复烧取得的重大成果。能成功烧制豆绿釉，说明你们在玛瑙石、紫金土的应用上是合理的。为提高成品率，在热稳定控制等方面要进一步下功夫。希望你们不断努力攻关，争取烧制出更好的汝瓷产品，使汝瓷早日复烧成功。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及时联系。
从此，李国桢经常给我打电话指导我们的研究，但没有见面。他的无私帮助，给了我们无穷的动力。
我把李国桢的信装在衣兜里，遇到困难时，就打开看一看，就觉得背后有强大的支持力量。
2.“一次会议，两次安排我发言，可见李国桢对汝官瓷复兴的热切期待”
朱文立与国内外古陶瓷研究专家一起研究瓷片
1982年，全国首届古陶瓷研讨会在河南巩义县举办。
巩义窑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瓷窑。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北朝时期，唐代达到鼎盛。
在这里，唐青花起源得到实证，是目前唯一已知的唐青花产地，所用钴料可能源于中东，体现了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隋代突破白瓷技术，唐代巩义白瓷与河北邢窑并列为当时质量最为精致的白瓷窑场，形成“南青北白”的陶瓷生产格局。
这里（黄冶窑）也被证实是唐代规模最大、工艺最精的三彩窑场，兼烧黑釉、绞胎瓷，产品曾作为贡瓷进献长安。
因此，全国首届古陶瓷研讨会在巩义县举办既具有历史意义，也很有现实意义。
会务组通知汝瓷二厂派一个代表与会。厂里推荐了我。这是建国以来首次古陶瓷学术高峰会，大师云集。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会议安排七名专家发言。我虽然只是一个听会的代表，但我还是提供了两篇文章，即《汝瓷豆绿釉》和《汝窑遗址踏勘》。报到时，我把这两篇文章交给会务组，请他们转交李国桢。让我没有料到的是，当晚接到通知，让我发言。
我没有相信，断定这一定是误传。因为我当时只是一个国有企业的临时工，一个基层企业的试验组负责人，是没有学术资历可以上会宣读论文的。
第二天上午的会议由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李家治和叶宏明主持。在介绍第一位发言的专家后，李家治说：“请下一位发言人朱文立同志准备。”我还是没有相信他说的“朱文立”就是我。我只是在心里笑：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
但第一位专家发言后，当李家治宣布请“朱文立同志发言”时，会场上并没有其他人站起来。李家治又补充说：“请临汝县朱文立同志发言”时，我才知道，会议并没有同名人存在，他叫的“朱文立”就是我。我只好站起来实话实说，没有准备，可否下午？李家治认同了。
下午的会议由浙江省轻工厅高级工程师叶宏明主持。我第一个发言。
会议是严肃的。每位代表发言20分钟后，有5分钟的答辩。
我宣读了《汝瓷豆绿釉》。发言后只有一位专家提问：“汝瓷豆绿釉中氧化铁和氧化钛含量各多少？”我准确地做了回答。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李宏明还让我宣读第二篇《汝窑遗址查勘》。一个人宣读两篇文章，此次会议我是唯一 一人。
我的发言，受到会议认同。
3.李国桢：“我把汝官瓷复烧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
朱文立天青釉汝官瓷作品
下午讨论的时候，李国桢专门找到我。大概是看出我的紧张，李国桢拉着我的手，笑着说：
“你干得很好！咱们是老乡，有啥事你只管说。能把汝窑恢复，你们就是历史功臣！”
这也就是说，我的两篇文章，得到了李国桢的认可。他把我推向了全国陶瓷研究的舞台。
同年七月，我接到第一届古陶瓷国际研讨会的通知，除中国古陶瓷专家外，还有20多个国家的50多名外籍专家与会。会议层次明显更高。
但厂里可能因为会议内容与工作实际关系不大，不让我去，并严肃地说：如果我去，可能被开除。但我想，这次学习的机会太难得了，即使开除，我也要去。
当时是计划经济，凭粮票吃饭。我没有粮票，就带着家属给我烙的几块饼子出发了。
在这次会议上，我不仅又见到了李国桢，还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冯先铭。他们告诉我：豆绿釉不是汝官瓷，而是临汝窑。真正的汝官瓷在故宫博物院。
令我感动的是，会议快结束时，李国桢又专门找到我：
“真正的汝瓷就是故宫博物院摆放的那几件。会议以后去北京我领你看看。要不断努力，争取两三年时间内把汝官瓷研烧出来。”
传世汝官瓷器是国宝，有严格的保护制度。但会后，李国桢安排人带我到故宫，在严格的监督下，把汝官瓷器拿到自然光下仔细研看。“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着将来”的汝官瓷釉色从此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但我心里却在担忧，因为我是私自出来参会的，回去后会不会开除心里没有底。
但是，幸运降临了。在回到郑州的车站上，我遇到了县委副书记。他问我到北京干啥，我如实汇报了情况，包括可能被开除。县委副书记却高度评价我的北京之行：
“这不仅是你的光荣，也是临汝县的光荣，是关系汝瓷复兴的大好事！充分肯定！”
此时，汝瓷一厂连年亏损。领导征求意见，问我是否愿意到汝瓷一厂。我接受组织安排。通过转产豆绿釉，使汝瓷一厂扭亏为盈。我被提拔担任副厂长。这使我得以继续研究汝官瓷。
李国桢把我安排进一个重要的科技攻关项目——汝瓷复烧研究项目。这个项目下放到河南省轻工研究所，河南轻工研究所又安排到汝州汝瓷一厂。试验小组共4人，即河南轻工研究所3人和我。
困难远比想象的要大。原计划半年完成的任务，但试验两年都没有成功。经费花完了，试验小组解散。
但李国桢、冯先铭、耿宝昌都鼓励我继续干。李国桢说：
“我把汝官瓷复烧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汝官瓷，能主持汝官瓷鉴定！”
听了李国桢的话，我表示一定坚持干下去。
4.李国桢、冯先铭、耿宝昌等都鉴定认可，失传千年的汝官瓷“天青釉”的神奇技术复活了
朱文立天青釉汝官瓷作品
李国桢对朱文立所复烧的北宋汝官瓷的评审意见（原件复印）
李国桢对朱文立所复烧的北宋汝官瓷的评审意见原文（复印）
1987年4月，汝官瓷终于烧造成功。当我把样品拿到北京的时候，李国桢、冯先铭、耿宝昌都鉴定认可。失传千年的汝瓷“天青釉”神奇技术复活了。
1988年7月我所烧汝官瓷“天青色”通过了国家轻工业部和河南省科委的鉴定。至此，我投身破解“汝瓷之谜”整整花了11年。
可以说，没有李国桢，也就没有我复烧北宋汝官瓷的成功。
1992年11月8日，李国桢在一份评审报告中说：“产品的质感和釉色与宋汝官窑相比，亦极近似，取得良好效果。”
1992年11月25日，耿宝昌在一份评审材料上也这样评价：
“（赵青云、朱文立、付旺等同志）完成的仿汝官瓷的作品是成功的科学成果。汝官瓷向以独特的风韵魁名于世，历来倍受赞誉，其制作工艺难度很大，经努力克服其工艺技术关。所仿之艺术瓷成品已名誉四海。.......其已达到汝官瓷独特的莹润釉面，优美的天青色泽和自然纹片，真伪难辨。”
耿宝昌对朱文立所复烧的北宋汝官瓷的评审意见(复印)
耿宝昌对朱文立所复烧的北宋汝官瓷的评审意见（局部）
我没有辜负李国桢、冯先铭、耿宝昌的希望。
关心我复烧北宋汝官瓷的当然不止上述三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莉英会长、古器物部副主任吕成龙也一直关心支持我的复烧。
吕成龙曾在信中说：“长期以来，朱文立不仅注重中国古陶瓷的理论研究，而且还发挥自己的特长，对宋代最著名的瓷窑——汝窑青瓷进行仿制，其仿品形神兼备，得到大家一致公认。”
冯先铭、叶喆民最先发现清凉寺汝窑。但他们都科学求实地对待北宋汝官瓷的复制研究。叶喆民在我的仿品鉴定书上写道：
“号称‘五大名窑’之一的宋代汝窑天青瓷，驰名中外，后来被誉为青瓷典范，而一向难以仿制。今观送评样品及有关技术资料，认为在造型、釉色及片纹方面，均已达到相似的程度，堪称难能可贵，令人为之欣庆。”
叶喆民对朱文立所复烧的北宋汝官瓷的评审意见(复印)
不幸的是，李国桢于2000去世了。他看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汝官瓷。
今天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怀念，就是坚守汝官瓷的“瓷性”，让每一件作品、每一抹天青都能带给人们独特的美感和无限的遐想。（本文完。下篇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