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制壶名家辈出，壶式千姿百态，技术精湛，迎来了中国紫砂陶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在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继起的名家有时大彬、李仲芳和徐友泉师徒三人，他们的壶艺都很高超，在当时就有“壶家妙手称三大”之誉。以时大彬为代表，所制茗壶，千态万状，信手拈出，巧夺天工，世称“时壶”、“大彬壶”，为后代之楷模。有诗曰：“千奇万状信出手，宫中艳说大彬壶”。而据清吴骞着的《阳羡名陶录》里编载周容的一篇《宜兴瓷壶记》记载“……始万历间大朝山僧(当作金沙寺僧)传供春；供春者，吴氏之小史也，至时大彬，以寺僧始止。削竹如刃，刳山土为之。供春更朽木为摸，时悟其法，则又弃模，而所谓制竹如刃者，器类增至今日，不啻数十事……”揣摩大彬壶及明代民间的传器，可以看到时大彬对紫砂壶制作方法进行了极大的改进。最大的改进是用泥条镶接拍打凭空成型。紫砂艺术发展到此阶段，遂真正形成宜兴陶瓷业中独树一帜的技术体系。这其中也有着时大彬以前的父辈们(包括时鹏、董翰、赵梁、元畅四大家在内)的共同实践经验，但时大彬是集大成者，经他的总结力行，成功地创制了紫砂常规上的专门基础技法。《名陶录》云：“天生时大神通神，千奇万状信手出。”这样的赞颂，唯时大彬足以当之。几百年来，紫砂全行业的从业人员，都是经过这种基础技法的训练成长的。万历时名工还有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佰夸、陈用卿、陈文卿、闵鲁生、陈光甫、邵盖、邵二荪、周俊溪、陈仲美、沈君用、陈君、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承云从、陈君盛、陈辰、徐令音、沈子澈、陈子畦、徐次京、惠孟臣、葭轩和郑子候等。可以说是名工辈出，各有绝技。明代是紫砂壶不断翻新发展的时期：“龙旦”、“印花”、“菊花”、“圆珠”、“莲房”、“提梁”、“僧帽”、“汉方”、“梅花”、“竹节”等造型层出不穷。艺人陈仲美将瓷雕技术融入陶艺，是宜兴历史上风格多样、制壶最多的三位名家之一，所制花货令人耳目一新。他最早将款和印章并施于壶底，开创了壶史先例。陈用卿则第一次将铭文刻于壶身，且用行书取代楷书，增加了作品的文气。在这之前，紫砂壶上都不刻任何铭文，即使制壶艺人的名款，亦偶尔以楷书刻在壶底。明代的烧制技术也有所创新，李茂林首创匣钵套装壶入窑，烧成后壶色光润，无裸胎露烧所产生的瑕疵。这一烧制方法沿传至今。万历以后的天启、崇祯年间(公元 1621-1644年)著名的紫砂艺人有陈俊卿、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惠孟臣和沈子澈等。其中以惠孟臣的壶艺最精，为时大彬以后的一大高手，他所制作的茗壶，形体浑朴精妙，铭刻和笔法极似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在我国南方声誉很大。在清初雍正元年(公元1733年)即有人仿制“孟臣壶”，其后仿者更多。署款铭刻开始盛行，出现了代镌铭款的文人刻家。
明代后期宜兴陶业的大发展和紫砂器的独树一帜，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分不开的。明代前期的“匠户制”，已较元代松懈，自洪武十六年(公元1393年)起，实行了“轮班制”。到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终于废除了轮班制，改为征银制度，使相沿达两百年的工奴制宣告结束。这些改革使手工业者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从而推进了包括陶瓷业在内的各种手工业的迅速发展。明代后期紫砂器的快速发展，更与当时宜兴整个陶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当时陶类中的商品经济颇为发展，丁蜀镇一带逐渐形成为集中的产区，据《荆溪县志》记载：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 (公元1522-1622年)，宜兴窑场的产品已是“于四方利最薄，不胫而走天下半”，各地商贩云集，“千里之外，趋之若鸿”，“沿贾扬帆而晓夜行”， “商贾贸易缠市，山村宛然都会”。至明末宜兴紫砂器也由葡萄牙商人远涉重洋运至欧洲，被称为中国的“红色瓷器”、“朱砂瓷”，成为欧洲市场的热销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