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对24个入围项目的最终评选，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0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4月8日在京揭晓。一年一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自1990年由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了17届，产生了十分广泛的社会影响，极大地推进了考古学科的发展、考古知识的普及和文物保护意识的培养，已经成为一年一度备受业内外关注的知名品牌。
云南富源大河旧石器洞穴遗址
时代：旧石器时代
发掘单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市文物管理所、富源县文物管理所
发掘领队：吉学平
该遗址位于云南东部富源县大河乡茨托村海拔1743米的癞石山上,是个总长约35米的洞穴。2006年的发掘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旧石器考古发掘方法,共获得石制品1400余件,动物化石150余件,人牙化化石1枚。该遗址遗迹现象非常丰富,有人工垫石地面、火塘等。该遗址发现的人工垫石地面为西南地区首次发现。该遗址发现的石制品既有本地区文化的传统特点,又有典型的欧洲莫斯特文化和勒瓦娄哇技术特点,是莫斯特文化在我国南方的首次集中出现。
大河遗址文化层的年代为4.4万年至3.6万年,它的发现表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发生于中国南方的时间早于中国北方。这或许意味着不同的交流路线。
专家点评：
该遗址的各种迹象比较全面，既有人工遗迹，也发现石器有新的特点，加上有人牙，在发掘过程中还十分注意保护。
广东深圳咸头岭新石器时代遗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
发掘单位：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深圳市博物馆
发掘领队：李海荣
该遗址是一处典型的沙丘遗址。出土的遗存有新石器时代和商时期的,其中新石器时代的遗存最为重要。根据碳十四测定的数据,该遗址应距今7000―6000年。对它的考古研究,为珠江三角洲地区距今6000年前后至近7000年间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断代树立了一个重要的标尺。另外,距今7000年的遗物是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发现的、有准确测年的人类最早的遗物,这些遗物为探寻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古文化之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发掘表明该遗址是当时规格很高的对周围遗址有较强辐射力或者控制力的一个中心性聚落遗址,也是目前惟一一处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典型遗址。可以说咸头岭遗址是一把钥匙,它是深入认识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的关键之一,通过对该遗址的深入研究,有望为解决一些久而未决的岭南史前考古问题提供重要的线索。
专家点评：
其一，这个遗址在发掘中总结出来的一套沙丘遗址的发掘技术程序，比较好地解决了沙丘遗址固沙的难题，对今后沙丘遗址发掘水平的提高有借鉴作用；其二，它是推进珠江三角洲地区史前时代研究的重要发现。
河南灵宝西坡新石器时代大型墓地
时代：新石器时代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考古所、灵宝市文管所
发掘领队：陈星灿
河南灵宝是仰韶文化中期的核心地带,目前已发现的该时期大型遗址多集中在灵宝境内。为对仰韶文化中期的社会、经济形态有更深入的认识,2000年至2006年,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6次主动科学发掘和系统钻探,发掘面积累计5000余平方米,历年发掘均有重要发现。这些发现,极大深化了学术界对仰韶文化中期社会复杂状况的认识。大型中心性聚落、特大公共性建筑和缺少奢侈品的大墓,构成了该时期复杂社会的显著特点。这些与中国其他主要史前文化区迥异的特点,可能对中原地区的文明进程、对中国第一个王朝最终在中原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专家点评：
1958年曾发现过一个这样的墓葬，但之后就再没发现。这次考古的重要意义是:发现的是一个墓地,进一步证实了我们过去的推断――这是一个 史前时代的重要变革时期。
广东高明古椰贝丘遗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晚期
发掘单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佛山市高明区博物馆
发掘领队：崔勇
为了加强广明高速公路建设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去年9月起，对广东高明古椰贝丘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经过近4个月的发掘，不但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还发现了包括稻谷等大量的植物遗存，填补了广东史前考古的多项空白，取得重要收获。
古椰遗址东距西江约1.8公里，其东北部为南蓬山，西南部为圣堂山。西江支流高明河（沧江）经遗址南面流过。本次发掘区域分别为岗顶、缓坡、坡脚和农田，获取的信息内容也有区别。岗顶区发现柱洞、灰坑等遗迹单位89个。缓坡区文化堆积已被大量的近现代墓葬破坏殆尽。坡脚区堆积最厚的分8层，发现了一处早期的活动面和一处唐代的路面。
水田区是本次发掘的重点，海拔高度低于2.5米。文化堆积分7层，1层为现代表土层。2层为唐代文化层。3层为早商时期文化层。4层以贝壳堆积为主，文化遗物稀少。5层为黑灰色土，含大量贝壳，出土大量果核、木块、竹片、动物碎骨等。陶器分泥质和夹砂。泥质陶较多，陶色为外表黑褐，内壁红褐，亦有少量橙黄色等。纹饰以绳纹为主，少量刻划水波纹、旋纹、半圆圜纹等。器形主要有釜、圈足盘、小口直领罐等。木质遗物有碎木屑、木条、树枝等，有的木条有加工痕迹。竹片保存较好。动物骨骼主要为鱼、鳖，亦有少量猪、鹿等。6层为黑褐色黏土，含大量腐殖物和小贝壳、小石螺等。贝壳直径1—3厘米，分离出土大量腐殖物碎屑、陶片、碎骨和保存较好的树叶。最重要的是出土了20多粒稻谷。陶器以夹砂绳纹陶为主，灰或灰白泥质陶的比例增加，器型有釜和泥质圈足盘等。7层为黑灰色黏土，含大量木块、树枝条和少量陶片、果核、碎骨等。3—7层的陶器具有明显差别，表明本遗址的文化遗存具有分期的可能。
出土遗物分为人工制品和动、植物遗存。人工制品有陶、石、木、骨器等。其中以陶器为主，陶器中多为夹砂陶，以釜为主。泥质陶主要是圈足盘、钵等。文化遗存分4个阶段，分别与水田区的第3、5、6和7层相对应。第一阶段的陶器均出自水田区的7层，可复原的陶器为陶釜和带腰沿的陶钵等。陶釜为夹砂陶，敞口，球腹，颈腹结合处有一周明显的抹痕，腹部施垂直或左上至右下的绳纹和横向的弦纹或右上至左下的篦划纹，这些特点非常明显，在本遗址陶器上贯彻始终。陶钵为泥质陶，敛口，圜平底，腹部外侧有一周较宽的腰沿，内部施酱红色陶衣（彩）。圈足盘个体较大，足较高，上敞下敛呈盘口状，饰2层弦纹、竖向刻划纹和指甲纹等。第二阶段为水田区的6层，器型有罐、釜、钵、钵形釜、圈足盘等。其中罐的变化不明显，但器型较第一阶段丰富，圈足盘内壁多见放射状的刮彩，圈足也多有镂孔。第三阶段为水田5层和坡脚区的8层，可复原器物2件，最突出的特点是开始出一定数量的盘口器，同时也出镂孔圈足盘，但数量很少。第四阶段以3—4层和山岗坡脚区的6—7层为代表，陶器的器类趋于简单化，主要以夹砂的盘口釜、罐类为主少见其他器型，但第四阶段出较多的石器，与前3期有较大的区别。另外，人工制品中首次发现一定数量有加工和使用痕迹的木质工具。
动、植物遗存主要出自水田区的6层。植物遗存为各种植物种子和稻谷，包括果核和坚果等，目前经初步统计，已经甄别出大于0.5厘米的植物种子20种以上，如橄榄、南酸枣、楝果和冬瓜子等。稻谷的个体超过20粒，大多没有炭化。动物有淡水龟、鳖类和硬骨鱼类，其中鲶鱼科和鲈鱼科等少量种属可辨。陆生动物有野猪、鹿、牛、狗和亚洲象等。
古椰贝丘遗址的主要收获：第一、古椰位于三水盆地的边缘，地理位置独特。根据堆积层位及包含物特征，古椰贝丘遗址的遗存可分为早晚衔接、连续发展的4个阶段，填补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早商以前的考古学编年体系的空白，是一个新的考古学类型，对于探讨西江、北江、东江古文化遗存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完善本地区古文化谱系有重要意义。第二、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史前遗址中首次发现了稻谷，为研究本地区和岭南稻作农业起源提供了新资料。第三、大量的动植物遗存的出土，为岭南首次发现，为揭示珠江三角洲乃至岭南地区食物的来源、结构，经济的多样性和古生态环境，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专家点评：
贝丘遗址以前也有发现，但这次发掘并未局限于贝类，特别是采集到其他诸多动物、植物考古学的材料，在贝丘的类型上有了新的发现。
山西柳林高红商代遗址
时代：商代
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吕梁市文物局、柳林县文管所
发掘领队：马昇
该遗址在高红村南的一座山梁上,这座山梁被东西横贯柳林的三川河三面环绕,北邻307国道。整个山梁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东、南部坡度较缓,西、北部陡峭。从上至下均发现有陶片。离河岸不远有战国、汉代陶片和灰坑一类的遗迹;在高处的缓坡上采集到的陶片属商晚期。山梁顶部较平缓,当地人称柿枣垣。垣上地势西高东低,西部平坦;东部是漫坡地。据研究,晋西北、陕北高原一带在商晚期可能为某政治集团的活动范围。高红遗址可能是该集团的权力中心所在。
张忠培点评:该遗址的发掘进一步确认了过去零星的发现属于哪种文化,确认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发现的遗址具有宫殿规模,这就增加了这种文化的内涵,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到这种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文明水准,已有了政权建设。这个发掘推进了这类遗存的进一步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当时商代的北面有一个强大的文化。
另外,遗址中有大型的夯土建筑群表明这曾是宫殿,这非集团的力量不能做到,说明这里曾是一处政治集团的活动中心。这处遗址的发掘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吕梁地区的变迁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专家点评：
长期以来，在吕梁山区屡屡发现有着相似文化特征的商代晚期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出土地点分散，大多出自墓葬中，一直没有发现与之相应的遗址。高红商代基址的发现无疑为吕梁山区的一些晚商青铜器找到了归属。
福建浦城管九村土墩墓
时代：西周
发掘单位：福建博物院福建省闽越王城博物馆
发掘领队：杨琮
我国先秦土墩墓被认为是吴越文化的特征之一,福建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土墩墓。此次对浦城县仙阳镇管九村土墩墓进行的考古发掘,填补了这一空白。共发现土墩墓30多座,出土陶器、原始青瓷器、青铜器、玉器等共计200多件。墓葬中出土的72件青铜器,器形有剑、戈、矛、箭镞、刮刀、锛、尊、盘、杯等,这是福建地区一次性出土青铜器最多的考古发现。值得一提的是,其中10件造型精美的越式青铜剑,在全国首屈一指。
此次蒲城县管九村发现的30余座土墩墓,墓葬中出土了一大批相对完整的黑衣陶、(原始)青瓷器、印纹硬陶器组合,也是福建省一次性发现数量最多的青瓷器组群。此外,出土的众多越式青铜器,特别是兵器的形制对先秦时期越族青铜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对福建地区先秦时期社会历史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而夏商时期的黑衣陶为主的土墩墓则对南方土墩墓起源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填补了这一个领域的空白。这批夏商、西周至春秋的土墩墓以平地掩埋发展至浅坑并向深坑过渡,反映了西周至春秋这两个历史阶段土墩墓发展演变的脉络,对研究土墩墓的发展演变有着重要意义。
不仅如此,这批墓葬的年代跨度从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C14测年在距今4500-2500年间,其中的西周至春秋的墓葬居多,因此填补了福建地区考古学时代序列中夏商周时期的缺环,学术意义极为重要。
土墩墓过去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的浙江、苏南、皖南地区，现在福建也发现了土墩墓，且年代比以前发现的那些还要早。出土了铜器和原始的瓷器，表明这是南方少数民族百越的一支的贵族墓地。
甘肃张家川战国墓地
时代：战国
发掘单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
发掘领队：王辉
该墓地是抢救性发掘,清理被盗墓葬三座,出土金、银、铜、铁、陶、骨以及玛瑙、釉陶珠等文物2200余件。
三座墓葬的结构形式新而独特,墓道、车坑、墓室为一体,台阶式墓道,下接车坑,车坑侧面(北)开偏洞作为墓室。墓道中各发现随葬车4乘、墓室各一乘,车乘装潢极度豪华。这类车乘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实属罕见。
墓室内的车用金、银、铜箔制成的各类动物饰片对车箱、侧板进行装饰,用金、银箔制成的各类牌饰对车轮各部位进行全面装饰,使其在外部看不到有木制痕迹。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错金、银、铁制车构件和金、银、铜车饰品,以几何图案和动物为主。一件青铜茧形壶底部有阳铸铭文“鞅”,带有典型的秦文化特征;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金、银、铜饰品如:虎、大角羊等、有着明显的北方草原文化特征;出土的海蓝色釉陶杯和大量的釉陶珠,有着浓厚的西域文化特点;出土的铲足鬲和陶器,又有着强烈的戎人文化风格。
从墓葬的型制、出土器物及装饰极尽华丽、规格甚高的随葬车乘分析,这批墓葬应是一支戎人首领的墓地。初步推断这批墓葬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
墓葬出土的一批尚不知金属成份的动物饰件、俑、车构件等,为我国冶金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批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专家点评：
这是一座反映战国时期西戎首领的墓葬。该地区曾出土过一些金银片，但一直以为是家具上的饰品，直到此次出土随葬车才知这些金银片是装饰车乘的。这个墓地还出土了一个小玻璃杯，它是西亚的，这证明，此地在那时已与西亚地区有联系。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
时代：周代
发掘单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发掘领队：赵化成
该遗址位于礼县县城以东13公里处的西汉水北岸。20世纪90年代初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盗掘,大批珍贵文物流失海外。2006年调查、钻探面积达15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3000多平方米。通过调查与钻探,发现城址一座,夯土建筑基址26处、中小型墓葬400余座以及较丰富的文化层堆积。发掘大型建筑基址一处(21号建筑基址),中小型墓葬9座,祭祀遗迹一处。祭祀遗迹位于被盗秦公大墓的西南部,相距约20余米,包括大型“乐器坑”一座、人祭坑4座。特别是大型“乐器坑”的发现对于被盗秦公大墓墓主的确认以及早期秦人的礼乐制度、祭祀制度、铜器铸造工艺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
专家点评：
祭祀坑中出土的编钟在考古上有重要意义。历史上周围就曾有类似编钟出土,但一直未找到出处。该遗址的发掘解决了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
安徽六安双墩墓地
时代：汉代
发掘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杨立新
该墓位于六安市金安区三十铺镇双墩行政村长岗自然村境内,为一南北并列双冢墓。墓室形制为“黄肠题凑”木结构,保存完整。墓葬周围还发现清理了3座陪葬墓、1座车马坑和2座陪葬坑。双墩一号汉墓主墓室和车马坑虽在唐代被盗,仍出土漆木器、铜器、玉器、金箔、银箔、兵器、车马器、封泥和植物种子、果实等随葬品500余件。经调查,在双墩汉墓周围南北长约5公里、东西宽约3公里的范围内,现存有大小墓葬30多座,其中包括双墩在内的南北并列巨型双冢墓计有4处,这些墓葬封土保存完好,俗称“八大墩”。
双墩一号汉墓和六安国王陵区的发现,揭开了西汉六安国的神秘面纱,对研究六安国历史、汉代诸侯王陵制度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具有重要的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
据《史记》等记载,六安西汉时为六安国封地,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封胶东康王少子庆为六安王(共王),历夷王禄、缪王定、顷王光、育共五代,王莽时绝。一号墓出土有“六安飤丞”的封泥和铸有“共府”铭文的铜壶,与六安国有关历史记载相吻合,墓主疑为共王刘庆,二号墓为王后墓。以双墩为中心的古墓群大致属于西汉六安国王陵区,其他3处并列双冢墓应是六安国另外三代王的王陵。
专家点评：
这是汉代六安王的墓地,曾在古代被盗, 但其“黄肠题凑”的墓室结构仍非常清楚。这片墓地范围很大，整体保护价值巨大。
上海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
时代：元代
发掘单位：上海博物馆
发掘领队：宋建
该遗址位于上海市普陀区志丹路和延长西路交接处。水闸总面积1500平方米,由闸门、闸墙、底石、夯土等部分组成。
根据考古发掘及出土文物,结合文献记载,确定志丹苑水闸遗址为元代建造,距今有700年历史,是已发现的同类遗址中规模最大、做工最精、保存最好的一处,在中国水利工程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专家点评：
这是一个年代十分标准的水闸,以前这样的遗迹发现很少。它是建立在宋元时代的吴淞江旧道上,说明上海在当时已很重视水利工程。此外,它的建筑模式完全符合宋代《营造法式》的要求。它的发掘对研究宋元时期江南地区的水利工程,流域的历史变迁等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