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顾文荐在《负暄杂录》一书中写道“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袭徽宗旧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釉）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这是有关北宋官窑最早的文献记载，也记述了汝窑、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窑的历史沿革。这是古代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官方自办窑场的记录，也产生了对北宋官窑的疑问。
北宋官窑存世器物极少，目前仅大英博物馆藏“亚历山大碗”以及上海博物馆四片残片被认为是北宋官窑的产品，而北宋官窑的窑址所在也一直是古陶瓷研究的重要谜题。
而《负暄杂录》中记载的“京师自置窑烧造”存在两种理解：第一个理解应该是在都城汴梁(开封)办窑场烧宫廷御用瓷器，京师指的是开封。但开封地理环境特殊，数百年来黄河泛滥，灾荒频繁，地貌变化很大，宋文化层深埋地下达六七米，当年烧瓷器的窑场遗址，至今没有发现窑址。第二个理解是当局为满足宫廷需要，即烧造御用瓷，官方投资的官窑窑场地点设在在京畿地区，或附近瓷区。北宋时期，开封周边地区发展起来许多窑场，有水平较高，1977年发现的宝丰县清凉寺汝窑遗址就被认为是烧造御用汝官瓷的窑址，所以北宋官窑是极有可能在开封周围京畿区域各县的。
北宋官窑的历史梗概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宋徽宗调和党争失败，重新推行熙宁新政，任用蔡京为相，蔡京借排除元佑党打压异己，受此牵连，宋徽宗废止汝窑贡窑的烧造，宫廷用瓷改用钧瓷。
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宋徽宗重新启用汝瓷为宫廷用瓷，但核心工艺已经失传，烧造水平每况愈下，这一时期的汝窑，称为“汝窑新窑器”时期。
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宋徽宗下令创办宫廷垄断的北宋官窑，不惜工本，设计专有器形，烧成精品选入宫廷，次品就地销毁，不再流入民间。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窑场毁坏，窑工亡佚，北宋官窑断烧失传。
张公巷窑址的发现
2000年4月，街坊邻里告诉汝瓷专家朱文立汝州城内的张公巷街一户居民盖房挖地基时发现有瓷片。朱文立赶到现场，发现大量瓷片，做工非常精致、釉色非常独特、支钉痕如小米粒大小，同时出土多块典型的匣钵。朱文立推断，这极有可能是专为宫廷烧造瓷器的窑场，便立即向省文物局主管领导汇报。当时省局领导很重视，很快就派人来进行抢救性发掘和保护。
张公巷窑址的三次发掘与论证
2000年5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张公巷街南端西侧开了一个东西2.5米宽、南北10米长、深度有3.5米的探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开挖的探沟
出土的匣钵片品种繁多，有桶式、碗式、盘式等，应有尽有。同时又出土了一些青釉瓷片和少量素烧过的胎片及火照、玛瑙粒等。那些瓷片有满釉支烧的，也有垫烧的。支钉痕似油菜籽，更多地像小米粒，薄胎厚釉，瓷胎呈白色，器物底部直、窄、矮，与文庙汝官窑的异曲同工。
2001年4月，朱文立在张公巷路东居民院内用直径5厘米的探铲打了两个探孔。其中一个探孔出土了60多件素烧胎片，还有4件独特的青釉瓷片，其中一块的厚度仅两毫米，他把物探情况向省文物局做了汇报，请他们派考古队第二次到张公巷窑址进行发掘。2001年6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张公巷窑进行第二次发掘。这次发掘面积有40平方米。当挖至宋代地层后，便看见大量的素烧胎片叠摞堆积，40平方米内纯素烧胎片厚度达1米多，其数量之多令人惊叹。
第二次挖掘中，在发掘队遗弃碎片中，群众捡到一片带铭文的残素烧胎记事火照，上边仅剩“不幸有人……”几个字，这是目前为止，张公巷遗址发掘中唯一一件带铭文的器物，与大英博物馆藏一件内外圆约15公分，上书“大观元年岁次丁亥三月望日将作少监监设汝州瓷窑务萧服视合青釉初试火照”三十三字铭文的记事火照形成了很好的补充证明，进一步验证了汝州城内两次建汝窑，而且张公巷窑址很有可能是北宋官窑窑址。
张公巷窑址出土素烧记事火照
大英博物馆馆藏记事火照
2004年春，省文物考古所对张公巷窑址进行了第三次挖掘。考古队在张公巷街两侧各开一个探方，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实物，较完整的器物有玉壶春瓶、盘口瓶、小足盘、折肩盘、洗等以及大量的匣钵片等。
2004年4月，对张公巷窑址的论证会在郑州召开，这次论证会上发言的有17位专家，其中有10位专家肯定地认为张公巷窑就是北宋官窑，有5位专家认为需要进一步发掘印证，只有两位专家认为不一定是北宋官窑。
这里，摘录几位专家在论证会上的发言：
耿宝昌先生：从张公巷窑址出土的器物造型看，特别是折腰碗等继承了晚唐的风格，特别追求形式美，在当时是风行的，我判断应是北宋的，具有唐、宋窑的特征。要进一步弄清北宋官窑，找到完整的器物还要进一步发掘，进一步确定其年代。
李知宴（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张公巷窑址有王者气派，在宋代普通百姓是不可能使用这种瓷器的。宋徽宗很有文化修养，烧造的瓷器也符合其审美情趣。张公巷窑址的发现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其瓷烧成好、明亮、玻璃质感强，开片与汝窑不一样，像冰状一片压一片，有与南宋官窑相承的地方。在瓷片堆积方式上是一堆一堆的，与其他官窑堆积方式一样，皇宫不允许官瓷向民间流传。张公巷出土文物的艺术风格和品位只有在北宋这样的时代才能生产出来，不可能是金代的东西，即便不是北宋官窑它也是河南地区艺术品位较高的窑，还要进一步发掘。
伊藤郁太郎（日本著名古陶瓷专家、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馆长）：2001年我第一次到汝州看到张公巷窑址就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看了出土的碎片，很希望能进一步发掘。我为今天终于看到发掘二感到非常高兴。围绕张公巷最主要的是年代问题，通过看其造型、釉胎，进行成分分析，得出的结论不是随便简单地说是官窑的东西。在年代确定上有两条，一是传承问题，从清凉寺到张公巷再到南宋官窑，有其传承的关系。二是使用者的问题。其产地、场地不一样，从瓷片器型上看，作为官窑它能代表皇帝的审美品位，反映了新一代皇帝的审美观点。从釉色、胎土、造型气势上和徽宗皇帝审美品位是合拍的。2001年我看到时，就推断至少是金代以前的。如果说是官窑，只有北宋才有，不可能是金官窑，金皇帝没这个品位。张公巷是北宋官窑这个结论是非常非常肯定的。
赵维绢（郑州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我们通过对汝州张公巷窑址出土的瓷片与宝丰清凉寺窑址出土瓷片的化学成分进行测试发现，张公巷瓷片胎质含氧化铝比清凉寺的高，氧化钙的含量相近，氧化铁张公巷的含量比清凉寺的低。用模糊聚类分析可以看到张公巷瓷片和清凉寺瓷片中胎质成分不一样，说明当时做胎用的原料不可能到太远的地方去运，是就近采用。通过对釉样品的测试比较，张公巷出土瓷片中氧化硅的含量高于清凉寺的，因此张公巷的瓷片釉呈玻璃状。两者的含铁量大致形同，釉中清凉寺的氧化钙高于张公巷的。清凉寺瓷片中的氧化锰的含量高于张公巷的，因锰和铁都是重要的着色素，因此张公巷的瓷片釉色稍淡了一些。综合以上分析，清凉寺汝官窑和张公巷窑的瓷釉配方关系是相承的；清凉寺与张公巷两处烧瓷用胎原料产地不同；两者间釉的产地和配方不完全相同，张公巷的瓷比清凉寺的瓷更好。
认为张公巷窑不一定是北宋官窑的两位专家：根据考古发掘的文化层来判断，张公巷窑址所在文化层为金、元时期，且已有发掘物不足，也不能对张公巷窑址就是北宋官窑遗址做出定论，主张张公巷窑址应是金、元时期的窑址。且由于张公巷窑出土器物表现出与汝窑在工艺上的密切关系，不排除张公巷窑址是汝窑的另一处窑址的可能。
在论证会总结时，时任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汪庆正说：就张公巷窑考古新发现发言的有17位专家，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发掘对青瓷发展是一个重大突破，就其时代而言，该窑址属于北宋末年。多数专家认为，张公巷窑是在宝丰清凉寺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张公巷窑出土的瓷片有比较明显的鱼鳞纹。
2004·郑州 张公巷窑址论证会
张公巷窑址的保护与现状
张公巷窑址第二次挖掘前，根据朱文立对窑址进行的物探，探明窑址区域中心位置涉及九处居民宅，除去一户在于翻修房屋时被发现，一处是第一次发掘已挖掘，一处是第二次发掘，还有六处院落完好地保留下来。2001年汝州古陶瓷年会后，其六户中有两户获准挖掘地基盖房，处于物探推测的窑址的中心区，不排除存在盗挖，使大量珍贵文物流向社会的可能，张公巷窑遗址受到严重破坏。
张公巷窑址受损示意图
2006年，由于张公巷窑址在国内外影响巨大，所以张公巷窑址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生产年代被定为金代至元代。
2017年6月21日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启汝州张公巷窑考古发掘工作，国家文物局为此批准了一千六百多平方米的发掘面积，汝州市政府为配合这次发掘，动迁了当地民房，张公巷窑址发现的十七年后，终于看到了解开历史谜团的希望。
时任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的王莉英老师在张公巷瓷窑址考古发掘启动仪式上说：“虽然张公巷窑的重要学术地位毋庸置疑，但长期以来其性质还缺乏统一认定，希望通过这次深度发掘，能够确定张公巷窑的烧造年代和窑业性质，解决北宋官窑的相关问题。”
2018·上海 张公巷讨论会
2018年6月2日,张公巷北宋官窑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云间美术馆召开。会议就河南省汝州市张公巷窑的特性和历史地位进行了深入探讨，汝瓷非遗传承人，张公巷窑址发现人朱文立先生，前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王莉英女士，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华莎女士，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罗随祖先生，上海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会副理事、复旦大学教授承焕生先生，前景德镇陶瓷大学（原景德镇陶瓷学院）院长陆文遂先生，青年陶瓷工作者朱宇华等学科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上，朱文立、王莉英、陈华莎、罗随祖、朱宇华等学科专家分别站在各自的专业视角，先后发言，回顾了2000年以来，张公巷窑的发现、论证历程，介绍了近年来收集和整理的材料，多角度分析和论证了张公巷窑的重要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
朱文立观点
一、张公巷出土的匣钵品种多样，普遍制作精良、规整，每件匣钵的底部和边沿处都涂有碱土，旨在防止匣钵粘连，以增加匣钵的使用次数。匣钵使用的次数越多，产品的成色应越好，成本亦越低，并能防止产品落渣。其桶式匣钵底部往往有圆孔，这些圆孔起着缩小窑内和匣钵内的温差，提高产品成品率的作用。另有一些桶式匣钵，其底部圆孔特别大，这在过去的窑场和现在的窑场中都没有见过。是烧制大件产品而作的匣钵圈，还是另有特殊用途？有待今后的发掘和研究来断定。汝州四周有很多的临汝窑，其匣钵一般多很粗糙，品种单一，基本上都是装碗用的漏斗式匣钵。与张公巷出土的匣钵相比，明显不在同一个层次。这一事实说明，张公巷窑应是一处官办窑场，很可能就是北宋官窑。
二、张公巷出土的青釉瓷片非常典型，薄胎厚釉，最薄的不足两毫米。其制作精细，施釉均匀。与宝丰清凉寺窑址出土器物的支钉痕相比，张公巷窑址出土器物的支钉痕普遍还要细小，仅像油菜籽那么大。胎质细腻，呈白色和香灰色，瓷釉色泽更为罕见，仅见于上海博物馆珍藏的4件青釉标本。显然，如果不是为宫廷所烧，是不会这么精细的。
三、张公巷窑出土的素烧胎片量非常大。看上去碎小而精细。一般来说，素烧胎片的成品率是非常高的，而这里的素烧胎片竟有这么多，说明此窑平时做好的产品素烧后便于放置，宫廷有命才上釉烧成成品，无命则止，所以有大量的素烧产品库存。金兵占领汝州前夕，库存的大量素烧产品来不及再烧，为了不让落入金兵之手，于是官府就派人把它全部打碎处理了。
四、张公巷窑址还出土一种刻花用的像铅笔形状的细玻璃棒和雕塑用的一种骨质刀，刀的一头还带有小挖勺。这似乎也在表明，官办窑场使用的各种工具都是经过专门设计和制作的，很讲究。
五、张公巷窑址出土的素烧记事火照残片与大英博物馆馆藏的记事火照形成了很好的证据链，张公巷窑址的素烧记事火照残片证明了大英博物馆馆藏记事火照是真的，也证明了宋代汝州经历了两次兴建汝官窑的事实；而大英博物馆馆藏记事火照也证明了张公巷窑址是“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的窑址，因为大英博物馆藏记事火照上有“大观元年岁次丁亥三月望日将作少监监设汝州瓷窑务萧服视合青釉初试火照”的明确记载。而汝州恢复汝官窑是在大观元年，大观纪元是四年，紧接着是政和纪年，与北宋官窑的历史记载相符。所以，这两个记事火照证明了张公巷窑址就是北宋官窑窑址。
对此，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认为张公巷窑址为北宋官窑遗址。
王莉英观点
2004年在郑州开张公巷窑的第一次研讨会我参加了，看到发掘出来的青瓷标本、窑具、匣钵等等，确实是眼前一亮，张公巷窑怎么会能够烧出这么好的东西？虽然窑炉还没有发现，但是就看那些残次品和碎片，就足够让人震惊了，工艺太精致了。
张公巷窑和汝窑不同，汝窑是天青釉。而张公巷窑出土的瓷片，其胎、釉的光泽度、烧制工艺，包括底足的支钉痕迹都和汝窑不一样，烧造技艺比汝窑精湛的多。我们都知道汝窑是香灰色胎，汝窑是天青釉，但是张公巷的胎是白色胎，它的釉是青中泛绿的一种颜色；汝窑的釉色釉质十分内涵、很蕴蓄，张公巷窑的釉料釉色有一定的光泽，也很吸引人。汝窑的工艺已经很精致了，张公巷窑的工艺比汝窑还精致，比如一个折沿的器物，它沿边的线纹，弧线直线，曲中见直，收放有度，太美了！而这个美怎么得来的，一定是高超的工匠技术，而且工匠本人应该有一定的审美素质，再有一个可能是皇室要求，必定要把东西做到这样一个水准才够皇室的标准，所以张公巷窑不同于汝窑，张公巷窑的工艺技术比汝窑还要高、还要精致。
因此，面对张公巷窑揭示出来的实物证据我当时想的是什么，我当时想的它就是官窑的性质，不是民窑的东西。它和汝窑一样，也是两次烧成，因为发掘出很多素烧胎。我们知道民窑，民用的瓷器，比如大粗碗，入窑一次烧成就完了，很便宜很简单，但是官窑不是，它要两次烧成，要筛选素烧胎，在烧出来的素胎中，挑选精致的、没有瑕疵的，然后上釉进行第二烧，两次烧成，所以它的工本很大，因此工艺水平就更高，烧出来的作品就更精美，可以说代表了那个时代制瓷的最高工艺水平。
张公巷窑这些不多的发掘品给我们提供了这些重要的研究资料，所以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多数的专家都认定张公巷窑是官窑的性质。当时有一部分的专家学者，尤其是已经过世的上海博物馆的副馆长汪庆正老师，当时是古陶瓷学会的会长，他很肯定的说：“张公巷窑应该就是北宋官窑。”但是，当时的讨论没有做出一个认定，因为发掘的面积太小，揭示出来的张公巷窑的整个的文化遗迹也不甚丰富，窑炉没有找到，作坊遗迹只有一个，所以不足够我们进行深度的研究，然后达成一个统一的认定，但张公巷窑是官窑性质，出席会议的人没有人否认，只是在它是什么时代上有一些的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
另外，我觉得我们汝州古窑址的遗存太丰厚了，除了汝窑和北宋官窑之外，柴窑的问题也是一个大课题，古代汝州地区烧青瓷的这些窑业，烧高端青瓷的，汝窑遗址已经找到了，张公巷窑现在还在发掘当中，再有朱文立老师提出的文庙窑，文庙窑烧的天青釉瓷器真漂亮！太漂亮了！比汝窑不相上下。还有将台窑，都烧天青釉瓷，还有风穴寺窑，也有天青釉瓷，再有鲁山段店窑也烧天青釉瓷。这说明古籍上说“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器”，汝州地区广泛的这些民窑烧的青瓷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而我刚才点的那些窑，水平更高，烧的更好，所以汝州烧造天青釉瓷器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
朱宇华观点
2000年，我父亲发现了张公巷窑遗址，从此以后，张公巷窑的保护就成为他继续寻找古代窑址外的主要工作之一。父亲是特别热爱和执着于工作的人，自然而然地，他的工作也成为我们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寒暑不息，晴雨不休。
2000年至今，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归集、整理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北宋张公巷窑残片，火照、匣钵等烧造用具。
于此同时，我随父亲一起致力于张公巷出土瓷片研究工作，力图恢复失传的张公巷北宋官窑烧造技艺。经过努力和不断完善，我们可以自豪地宣布，我们完成了张公巷北宋官窑复烧研究工作。从胎、釉原材料到烧造工艺完全遵照历史记载和出土实物证据。目前，我们有这个自信，无论是胎质、釉色、釉面质感或者胎釉断面状态，烧造过程，完全达到张公巷北宋官窑瓷的水平，实现古窑复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