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于人，一个快要被人淡忘的名字。
这位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教授、享有国际声望的陶艺大师，1996年3月死于一场意外的车祸。在他接近艺术创作的巅峰时期时，生命戛然而止。
1997年春天，美国阿弗雷得大学的英语教授卡拉?卡奇女士来到了陶瓷学院任教。
此时，施于人教授已离开人世整整一年，但关于他的一些传奇故事仍在校园里流传。卡拉?卡奇被其中的一些情节打动。此后，她带着私人聘请的翻译，7次来到景德镇，遍访施于人教授的家人、学生，写了一本很厚的书：《道与器》。
9月16日，“施于人教授（1928———1996）及其第一代七个弟子作品展”在陶瓷学院陶艺中心开展。这个展览会的作品均收录在卡拉?卡奇的这本书中。它展示了施于人教授的人格力量与作品魅力。
渐行渐远的施于人以这样的方式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在教堂里长大的孤儿
7月21日，记者采访了施于人教授的次子施蒂，试图通过他的回忆，了解施于人教授生命中的一些精彩片断。
施于人1928年2月2日出生于浙江余姚，与著名散文家余秋雨是邻居。去年，施蒂曾回父亲的老家寻访。“与自家的老宅隔了一个小小的湖，就是余家的老宅”，施蒂曾用一台老式摄像机记录这个画面。
施于人9岁那年，父母突然离开人世，他成了一个在街头流浪的孤儿。但他没有放弃自幼培养起来的爱好——绘画。有一天，他蹲在当地一个教堂的门口画素描时，引起了一个神父的注意并且收留了他。施于人也因此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并且能弹一手非常漂亮的脚踏风琴。
1949年，施于人考取了杭州美术学院，专攻水彩。1951年，施于人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油画，这期间，他曾为校长徐悲鸿守过灵。1953年，施于人又考取了中央工艺美院的研究生，研究实用美术。那一年施于人只有24岁，虽然身无分文，却才华横溢，为了赚些钱外出写生，他写了一本有关民间剪纸的书，居然被出版社看中了。
1954年，施于人的导师梅健英教授带了一批学生来景德镇考察，想在景德镇建立一个实习基地。施于人第一次有机会来到这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城市。瓷器作坊、古窑址、古瓷片、民间艺人，这一切深深地打动了施于人，他“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街巷悠长的小城。导师和同学都回北京去了，他却选择了留下。1955年，施于人正式调到景德镇陶瓷技艺学校，筹备美术学院。
为一只受伤的鸭子疗伤
施于人唱着《圣经》长大，在大学里读书时，一半以上的老师是从海外留学回来的，虽然学的专业是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但他接受的基本上是西方的教育。
穿西装、戴领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施于人与当时的氛围显得那样格格不入。但在教学中，施于人在带来学院派的教学方法的同时，却从不敢鄙视景德镇的民间艺人，他把段茂发、聂杏生、余翰青等一大批老艺人请上大学讲台。施于人甚至恳请学院聘请他们来当教授。有一篇回忆施于人的文章写道：每当学生们见施老师端上茶、搬了竹椅到教室，大家知道这一天一定是段茂发要来讲课。
但这样平静的生活只维持了短短两年，施于人就被打成右派，失去了走上讲台的资格，每天必须带着“右派施于人”的臂章去参加劳动。1960年，施于人被“下放”到向阳岭瓷厂拉大板车，被迫痛苦地离开了学校。
才华横溢且英俊潇洒的施于人一直是异性追逐的对象，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有一个叫刘海贤的女生，在此时还会不顾家庭的反对义无反顾的走近他。1960年，在人生最落寞的时候，施于人和刘海贤在一个潮湿的楼梯间结了婚。
刘海贤，1934年出生，1958年考入当时的陶瓷技校，师从施于人学习青花，后来随丈夫下放到宇宙瓷厂，并且一直留在瓷厂里当一名普通的彩绘女工直到退休。至今仍居住在施于人留下的学校宿舍里，靠微薄的退休金生活，而她的同班同学，现在都是景德镇陶艺界的顶级人物。
因为刘海贤，施于人数度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施于人是一个善良、懂得宽容的人，但即使这样，他的尊严在那个年代仍备受践踏。施于人在乡下养鸭的时候，一只鸭子的腿受伤了，他想方设法买来药品给它疗伤，却被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受到批判。后来，不管是在向阳瓷厂拉大板车还是在宇宙瓷厂做木工，惟一能让他的心平静下来的就是回家。
直到1979年，施于人才平反回到景德镇陶瓷学院。
1958年至1979年，这中间相隔的21年，劫后余生的施于人从不敢回首。
敲着碗盘跳舞的老头
有关于施于人喜欢跳舞的描述很多，同样来自阿弗雷德大学的教授温·海格比回忆道：1994年5月，我重返景德镇作长期访问，20日我回请陶院的教师，和到席的所有人都跳了舞——完全没有性别上的条条框框的约束。施于人出乎意料的擅长跳舞，那一晚的大部分时间我和他跳舞。当地的一位作家黄明新则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施于人带学生去云南写生，所有的人都疲惫不堪，只有他彻夜跳舞，象脚鼓斜挎在肩，舞步是那样的纯熟，以至于村里的人问他是住在附近哪个村寨的。而早在五十年代，他刚到陶院任教时就曾敲打碗和盘子，编了一支舞曲教女生跳舞。
记者在采访施蒂时，他的夫人张春梅有一段回忆，1996年，家住上饶的张春梅到陶院的一个同学那里玩，这个热心的同学给她和施蒂做“红娘”，施蒂因为家庭的缘故，到了30岁还没有女朋友，这让施于人感到内疚，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知道这个消息后，施于人特意准备了舞票，请这个八字还没一撇的准媳妇跳舞。后来，他还作为家长去上饶的张春梅家喝订婚酒，很少喝酒的施于人喝得大醉。
磨难与不幸并没有在施于人的心中留下任何阴影，除了教学、创作之外，他是那样的热爱生活。虽然施于人一生过得清贫而拮据，但他照样活得体面而又尊严。据施蒂回忆，施于人60岁的时候，还特意买了一辆“玉河”摩托车，骑着在校园里四处走走，用来煅炼目力和腕力。
施于人会剪纸、会裁剪衣服。小小的庭院被他侍弄得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
一个大师的意外之死
一个老师七个弟子，这七个弟子的名字依次是张育贤、戚培才、彭竞强、秦锡麟、郭文莲、张学文、钟莲生。这些景德镇当代著名的艺术家，足以确立施于人陶瓷教育家的地位。
在施于人不长的教学生涯里，还带过8个研究生，其中包括方李莉、朱乐耕。在非常岁月里，施于人编著但却不能署名的《陶瓷彩绘》一书，至今仍在沿用。
虽然施于人用于创作的时间不多，但他的作品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气派，他从青花、剪纸、蜡染、木刻和其他民俗作品中裁剪片断，然后有序地重新组合，评论家称之为“审美设计的大爆炸”，是“真正的现代陶艺”。
1976年，施于人刚刚复出，他的老师、中央工艺美院教授祝大年从北京捎来一叠西双版纳的写生稿，委托他组织景德镇的艺人为首都机场烧制大型壁画《森林之歌》。这件作品当时曾引起巨大反响。现在的中学美术教材第二册仍然用她来做封面。
从1986年开始，施于人的作品开始在国外展出，1992年又先后出访过新加坡、日本等国。施于人步入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意外已经逼近了他。1996年3月3日晚，施于人在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被一辆汽车撞倒。
施蒂一直记得那个晚上的情景，到了晚上9点，父亲还没有回家，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等到晚上12点，仍然没有音讯，一家人变得忙乱起来。施蒂借了辆摩托车寻遍了全市，但还是没有结果。
直到第二天中午，学院才接到了交警部门的通知。
施于人在医院冰冷的太平间里躺了整整一个晚上。施于人死于为失火的教堂募捐的路上。
施于人的追悼会上，泪流成河。有一件事必须提及，为了参加施于人的追悼会，景德镇陶瓷艺术界的另一位大师王锡良，是一个人从寓所慢慢走到追悼会现场的。
施于人是景德镇陶瓷艺术的象征
卡拉·卡奇称自己是一个美国人半个景德镇人，她去过景德镇周边的所有乡村，对戴家弄辣得进不了口的饺子粑赞不绝口。在美国，她家的农庄“大得你无法想象”，在中国、在景德镇，她借居在一个朋友的三居室里，但同样流连忘返。
旅行曾是卡拉·卡奇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她几乎去过欧洲的所有国家，但近几年，她的足迹几乎全部停留在景德镇。
在《道与器》出版的前几个月里，卡拉?卡奇一直在陪伴病重的父亲。父亲去世后给她留下了一笔遗产，她觉得她必须将父亲留给她的这笔钱，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而与施于人的神交，恰好满足了她的这个愿望。
卡拉·卡奇是个相信直觉的人，“所有的一切仿佛都是上天的安排，让我来到了景德镇、让我揭开了蒙在施于人教授身上的神秘面纱。”
“施于人是景德镇陶瓷艺术的一个符号，我会把他、把景德镇带到欧洲乃至世界。这本书的出版，对我而言是那么重要，但绝对不是为了炒作、为了金钱，而是为了我的一个理想”。
9月23日，记者就《道与器》的出版与卡拉·卡奇进行了对话。
记者：你第一次来到景德镇是哪一年？
卡拉·卡奇：我曾到过很多国家，来中国之前，我的朋友温·海格比在1992年的时候来过景德镇。后来一位中国留学生黄焕义在1997年来到了阿尔弗雷德，我是他的英语老师。因为这个机缘，我知道了景德镇。黄焕义邀请我到景德镇来教英文。
我来过7次中国，第一次来到景德镇是1998年春天，我到景德镇陶瓷学院教了3个月的英语。
1998年来景德镇时，我是当时陶瓷学院的第一个英语老师，那时我一点中文都不懂，生活上有很大的难度，但生活得很快活。
记者：你来景德镇时，施于人已经去世了，你是怎么知道他的？
卡拉·卡奇：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在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展厅看到了施于人的作品，觉得他的作品非常有感染力。美国人对1911年以后的景德镇陶瓷就比较陌生，看到施于人的陶瓷作品后，我感到有些震惊。
后来，我又在陶瓷学院见到了一个女学生黄文娟。第一次见面时，她便非常友好地和我打招呼，并告诉我说她想跟我学英语。后来，我知道了她曾是施于人的儿媳妇。在与她的交谈中，得知施于人是一位非常出色但又一生坎坷的艺术家。
记者：是因为什么，施于人如此打动了你，让你计划写这本书的呢？
卡拉·卡奇：施于人能打动我的，首先是他的作品。我看过他的陶瓷作品，后又知道他会做很多东西，像衣服、剪纸之类的。后来，我又从他生前所接触过的人中发现，每个人对他都很尊重，所以我就想了解他，了解他的故事。通过对他的了解，我发现他是一位很完美的艺术家。
我觉得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施于人，而是为了让美国人和整个世界的人进一步了解景德镇的瓷器。因为景德镇是瓷都，而施于人的作品是景德镇陶瓷的一个标志。所以说这件事还是刚刚开始，我要把施于人，把景德镇推向美国，推向世界。
我觉得这是一种使命，是计划选择了我。
记者：在编这本书的时候你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卡拉·卡奇：我是从1999年开始这项工作的，总共花了5年的时间，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刚开始这项工作时，黄文娟给了我很多资料，但都是中文的。由于黄文娟只懂一点点英语，两人无法深入沟通，所以后来我曾邀请台湾的画家朋友黄彦芬女士作翻译。她帮我翻译了施于人的中文档案资料，陪同我进行了连续几个小时不间断的对话。
在写这本书时，我感觉很顺利、很高兴，因为我所采访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热心地欢迎和帮助我，他们都说施于人是一个好人。他们认为我这个美国人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做这件事是一种壮举，这件事本应该是中国人自己来做的。所以都非常主动地敞开心扉地作介绍，我也总想更多地了解一些东西。
秦锡麟先生工作比较忙，但在我要找他时，却会很支持，安排时间见我，虽然时间比其他人要短一些。
2002年时，我又遇到了老鲍（当地的一个摄影家），他帮我拍了很多有关的照片。
因为这些人的支持，让我觉得很有信心做好这件事。
记者：你和施于人的妻子接触很多，对她你有何评价？
卡拉·卡奇：我觉得每个中国女性都与西方女性有所不同。
我听说，在文革时，有很多艺术家都遭到迫害，听说还有很多人为此作出跳楼等不理智之举。施于人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他在面对这种情况时，从不发牢骚，而是一心搞自己的创作。
通过与施夫人的接触，我了解到，她的内心是非常悲伤的，因为在她的记忆中有很多不幸的事。
记者：第一次见到样书，你有什么感受？
卡拉·卡奇：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时非常高兴、感动，都快要掉眼泪了。这本书做得非常好，有美国的那种风格，大气的照片、还配了中英文说明。
在开始这项工作时，我两个儿子都已经30多岁了，而且都在外面工作。我的丈夫是位医生。我不缺钱，但也算不上富有。他们都非常支持我，而且为我能完成这样一件事而感到骄傲。
我爸爸在三个月前去世了，他留下了一笔钱。我打算用这笔钱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而我觉得这件事就是最有意义的，现在我有足够的钱去做了。
我打算到美国办一个施于人的作品展示，但因为陶瓷作品不好带，所以我不会带很多去，但会带一些施于人的书画作品去。施于人的书画作品没有很好地保管，甚至会被刘海贤女士藏在沙发下面，积满了灰尘。我打算花一笔钱让她去好好地装裱一下。
我还打算带一些书回去，虽然我不在乎钱，因为这本书是施于人往事的一种揭秘，可以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他。
记者：你来过景德镇7次了，这几年感受到了景德镇的变化吗？
卡拉·卡奇：景德镇和我开始来的时候相比，变化太大了。以前，这里有很多烟囱，现在没有了，但却依然能烧出好瓷器，实在是令人感到高兴。
我在景德镇很自由，不像温·海格比，他在这里要参加很多活动，要做很多“很搞笑”的事，而我不需要，甚至有些时候连秦锡麟都不知道我来了，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非常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