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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吕成龙谈古陶瓷鉴定






[日期:2016-07-13] 来源:古玩元素  作者:佚名 [字体: ]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器物部副主任吕成龙

      吕成龙是山东人,1980年参加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填报了当时全世界也是中国唯一一所陶瓷专业的高等院校,景德镇陶瓷学院,被当时的工程系、现在叫材料系录取,学习陶瓷的制造工艺。
  “84年毕业分配的时候,当时我是我们系唯一一个够全优条件,就是4年的功课下来平均分85分以上,还有连续3年的校级三好学生。当时毕业的时候江西教委有个规定,全优生,全国各地要人的单位你可以任选,正好那年故宫博物院跟景德镇陶瓷学院要人,所以我就选了故宫博物院。这样呢,就来到了故宫博物院,从事古陶瓷的陈列、保管、研究、鉴定工作。到明年就整整30个年头了。”
  说起以往的经历,吕成龙话语中带着淡淡的自豪,这种自豪有自身给予的,也有故宫给予的。故宫博物院一直是中国古陶瓷研究的中心,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是有丰厚的藏品,现在故宫180多万件藏品,其中古陶瓷完整器就有35万件左右。故宫的古陶瓷收藏建立在清宫旧藏的基础上,加上后来各种渠道的补充、补缺。目前来讲,故宫博物院所藏中国古代陶瓷可谓自成体系,从七八千年前新石器时代古陶到现代名家陶瓷,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中国陶瓷生产八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
  第二,在人才方面,故宫博物院历史上造就了一大批闻名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古陶瓷方面从陈万里先生、孙瀛洲先生到冯先铭先生、耿宝昌先生,都是在世界古陶瓷研究领域赫赫有名的人物。
  “最古老的陶瓷在中国”
  故宫浓缩了中国陶瓷延绵不断的历史,那陶瓷真正的历史应追溯到何时?
  “过去有种说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烧造瓷器的国家‘之一’。随着考古的推进,这种说法不断修正,特别是去年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调查发掘的古陶片,经过碳十四测定距今19000多年,被称为‘最古老的陶罐’,入选了12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自豪的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烧造使用陶器的国家,不用加之一了。”
  陶瓷的历史从“最古老的的陶罐”展开,随着吕成龙的讲述在我们面前形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新石器时代的古陶,西汉开始的上釉陶,商代的原始瓷,东汉的青釉、黑釉瓷,唐代的“南青北白”和长沙窑的釉下彩绘,宋辽金的“五大名窑”“八大窑系”的繁盛,元代景德镇的异军突起。明清成为全国制瓷中心的景德镇,一直传承到今天的青花、五彩、粉彩、珐琅彩……
  “陶瓷鉴定不是拿着放大镜看气泡”
  1998年,吕成龙主持的“故宫藏传世瓷器真赝对比及重要窑址标本展”荣获国家文物局组织评选的98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说起这个展览,当时收藏热开始慢慢升温,但是很多人没有鉴别瓷器真假这方面的知识,同时也有一些地方的文博单位给故宫提建议,能不能利用故宫人才和藏品的优势举办一个展览,再办个学习班,给大家普及一些古陶瓷鉴定方面的知识。后来就促成了这个展览。配合展览,还办了4期古陶瓷鉴定的培训班,2期是对港台地区的。当时展览和培训的反响非常好,后来也因此得了文物局评选的这个奖。”
  谈到古陶瓷鉴定,吕成龙强调这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领域,鉴定者知识面要相当广,不仅要具备一定的陶瓷工艺知识,还要对历史知识、美学知识等都有一定的了解。而对于怎么鉴定古陶瓷,比较公认的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是造型,造型也是最重要的标准,要仿像其实很难;第二是纹饰,每个时代都有它不同的纹饰特点,不同时代出现的纹饰仿一个东西画在上面,肯定是不对的;第三是胎釉彩,每个窑、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特点;第四是款识,款识鉴定主要是针对明清瓷器,特别是明清官窑瓷器是大量署款的,当了解了款识的内容、书法结构、字的特点,在见到仿品时就会把它鉴定出来,因为字仿像了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第五是制作工艺,包括它的成型工艺、底的处理、支烧工艺等等。
  “古陶瓷鉴定并不是说你整天拿个放大镜在那看那个气泡,这实际上是细枝末节,没有抓住主要的东西。鉴定这个本领的掌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自己的亲身体会是你要大量的看实物、看真品,要真正练就一个火眼金睛必须要看实物,而且最好是上手看,即使有这样的条件,没有十年八年的磨炼恐怕也很难谈鉴定,因为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实践的过程,同时也要不断地看书学习相关知识。”
  “历史上一些仿品,比如说清代仿明代、清代仿宋代。高水平的仿品也是有收藏价值的,关键是怎么来认识这个问题。仿古的目的不是为了仿古而仿古,仿古实际上是为了创新。任何创新一定要建立在仿古的基础上,再融入当时的新时代的一些文化元素在里,这样造出来的东西才能成为经典,才有艺术活力。”吕成龙如是说。
  “古陶瓷研究任重道远”
  2005年故宫博物院建立了古陶瓷研究中心,吕成龙任秘书长。古陶瓷研究中心成立后建立了古陶瓷检测研究实验室,购买了先进的仪器,包括无损测试仪器,还有各种显微仪器,将传统技术与现代高科技相结合,来进行中国古陶瓷的研究。
  “当时成立的目的主要是想解决中国陶瓷史上一些靠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手段无法解决的重大学术问题。”
  “中国陶瓷史上目前其实存在很多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比如说宋代五大名窑中的官窑,北宋官窑是什么?开封到底有没有设窑?汝窑的性质是什么?汝窑是不是官窑?还是和定窑一个性质,只是给宫廷烧造过一些贡瓷?”
  北宋灭亡以后,宋室南迁,在杭州也建立了官窑,那么南宋官窑,哪个是修内司官窑?什么是修内司官窑?什么是郊坛下官窑,这两个到底哪个是?原来清宫留下了很多定为官窑的东西,这些官窑能不能划分?有没有“开封窑”?哪些是南宋官窑的东西?
  哥窑产地到现在不知道,还有它的年代是不是宋?也有人提出是元代。官钧窑(陈设类钧窑,也叫”数码“钧窑),传统观点认为是北宋,上世纪初有国外学者提出,认为是金,后来又有提出是元的。这些年又有人提出是明代的。这些种种问题都需要我们借助自然科学手段来进行研究。有的问题不可能一下解决,但是我们要往前推进。”
  近年来,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已经开展了宋代官窑瓷器、定窑瓷器等多项研究,举办了展览,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图录。今年的研究课题是钧窑,也要出论文集,召开学术研讨会。吕成龙说,希望能借助故宫的优势在古陶瓷领域做出一些应有的贡献。
  在被问及目前迫切想解决的研究问题时,吕老师微微停顿了下,神情中或许有遗憾,或许有期待。“这个可以说太多了,比如传世哥窑的产地问题,钧窑的年代问题(陈设类钧窑,数码钧瓷),这么大批量的东西留下来,到底是什么时候烧的。古陶瓷研究任重道远,还有太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肩负的使命是非常大的。”
  在吕成龙身上看到最多的,是一种严谨的学者风范,以及传播大众的责任感。
  谈及对于大众陶瓷收藏的建议,吕成龙表示从事收藏的时候一定要心平气和,要有一颗平常心来对待,千万不要头脑发热。不要说自己看了看书就感觉可以鉴定了,古陶瓷鉴定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不是短时间看看书就能掌握这门本领的。所以说一定要慎重,否则的话在这方面就会上当受骗,甚至造成相当大的经济损失。收藏应该说是一种乐趣,作为陶冶自己情操的一个活动,这样看待可能会更好一些。不要两眼就盯在价格方面,这样很容易头脑冲动。
  秘色瓷判定不靠颜色
  “秘色”一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但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秘色瓷还只是停留在文献记载,到底哪个是秘色瓷也不敢确定,一直到1987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出13件越窑青瓷器,在记录法门寺皇室供奉器物的物帐上,这批瓷器记载为“瓷秘色”,秘色瓷的真容才展露在世人面前。
  为什么叫“秘色瓷”,这个“秘”字是很值得研究的。它的本意是艾青色,后来被引申“玄奥,玄秘”。因为秘色瓷一般都只用于供奉,一般人是见不到的。通俗的说,秘色瓷是越窑烧造的最高级的一种用来供奉的、进贡的青瓷。它的判定主要从质量上划分,不能从颜色上,它的颜色不一定都是青色的。秘色瓷的造型一般都是仿金银器,很轻巧,很优美,做工一丝不苟。
  柴窑归属日渐明朗
  柴窑问题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关柴窑的文献记载,主要是从明代晚期才比较多。最早记载见于明代洪武年间曹昭《格古要论》:“柴窑出北地”。过去有一种说法,北宋欧阳修《归田录》最早提到柴窑,实际上这是一种张冠李戴。经文献查证是清代康熙时期著名学者高士奇撰《归田集》中提到过柴窑。
  实际上长期以来对于柴窑问题一直是说不清楚,很多人看到的东西以为是柴窑的,实际上不是。包括乾隆皇帝把明显是金元时期的钧窑的枕头,他认为是柴窑的。后来还衍生出很多说法,比如说柴窑是越窑的秘色瓷,有的说柴窑产地在河南郑州,有的说柴窑是五代的耀州窑。
  根据著名陶瓷专家禚振西在《柴窑探微》中的研究,“北地”是郡名,耀州在历史上确属北地郡,历史文献及《耀州志》有详述,很多碑刻及史书中都称耀州地区为“北地”。明代张应文在《清秘藏》中对柴窑的著名描述:“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而通过对比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精品瓷器与文献记载中的柴窑论述,也可以发现其相符之处。目前来讲,五代耀州窑的青瓷是最接近文献记载中的柴窑的特点的。当然,柴窑问题的最终解决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



  吕成龙,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器物部副主任、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文化部青年联合会常委;主持过故宫博物院陶瓷馆、“延安古代珍贵文物展”、“孙瀛洲捐献陶瓷展”、赴日本“故宫博物院名宝展”等大型陈列展览,其中“故宫藏传世瓷器真赝对比及重要窑址标本展”荣获国家文物局组织评选的98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著有《中国古代颜色釉瓷器》、《中国古陶瓷款识》、《文物名家大讲堂——明清官窑瓷器》等;曾先后多次荣获由故宫博物院、国家文物局、文化部组织评选的“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工会积极分子”等称号,2006年荣获“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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