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西夏金银器，离不开西夏的历史背景，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为西夏历史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内容涉及了西夏历史的许多方面。
西夏金银器从风格上讲，处于北方草原金银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唐文化的直接影响下，以及西方因素的渗透下，形成了自己特色的金银器文化，党项族是居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西部的一个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密切，唐朝时，其势力进入内蒙古西部，五代时期，与宋经常发生战争，在经济、文化方面频繁往来。公元1038年，党项族拓拔氏首领元昊仿汉制，建大夏政权，因在宋以西，史称“西夏”。
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七《敕禁门》明文规定：一般官吏、百姓不许穿黄色衣服，不允许使用金器，建房不用金饰、镶金、缕金或镀金之物亦不许随便使用，可见西夏对金银玉类贵重名物使用极为严格。
文献记载西夏曾向宋朝献金带、金酒器等，这些记述和出土文物相印证，可知西夏金银器制造工艺水平不低，关于银器《天盛律令》中也有耗减的相应规定，据《宋会要辑编》第16册《刑法二》记载：西夏“多市金银入藩，使宋金城金银价贵”，西夏既在宋境内收买金银，也得用高价收购。武威蕃名《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中记载，寺塔重新修茸后，夏崇宗及其母梁太后，除赐予寺庙谷物和丝绸外，又赐黄金一十五两，白金五十两，作为西夏王朝的皇帝、皇太后给寺庙的赏赐品不过如此，可见当时使用金银的多寡。
一、金银器的考古发现
西夏金银器主要发现于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区，总体来看，数量少，但做工精巧。现列举如下。
1.1954年和1966年，内蒙古巴彦淖尔临河区高油房窑藏出土金器20件，有金佛像、莲花形金盏托、凤纹金碗、花瓣形金碗、镶嵌宝石桃形金冠饰、弧形金冠饰片、缕空伎乐人物纹金耳坠、金指剔、金环，为西夏遗物。
2.1972年，宁夏西夏陵区八号墓出土金银器10件。金器有葡萄纹金带饰、花瓣形镂空金饰、金扣边、金鞍饰、银器有鎏金嵌绿松石银饰，银饰片、圆形银饰片、鎏金兽面形银饰，为西夏遗物。
3.1976年，宁夏灵武石坝窑藏出土银器12件，计有银碗、银钵、银发饰，为西夏遗物。
4.1987年，武威市东大街署东巷修建行署家属楼时，在距地表3米以下发现窑藏金银器28件，有金杯、金钵、金钏、珠饰金链、绿松石16粒，珍珠181粒，为西夏遗物。
5.2001年，宁夏闽宁村西夏墓地出土鎏金银带饰12件。
6.2006年，宁夏一藏友提供：桃形镶嵌宝石金冠饰4件，桃形镶嵌宝石金耳饰4件，曲角银发饰2件，……金如意长21厘米，重91克，高足癸口托盏2件，银匝（酒器）2件，镶嵌绿松石、珍珠金耳环1只，共计16件，其中桃形镶嵌宝石金耳饰、金如意、银匝（酒器）尚属西夏文物中的首次发现。
（1）金如意长21cm，宽3cm，上有钱纹，圆点纹饰、草叶纹、十字形纹格纹。
（2）桃形镶嵌宝石金冠石（四件），高8cm~4.5cm，宽6 cm ~4.5cm。这四个冠状饰一般呈桃形，立体桃形饰件，大小不一，阶梯叠压造型，有连珠纹、花卉纹和菊花瓣装饰，并嵌有绿松石和珍珠等。
（3）桃形镶嵌宝石金耳饰（五件），高6.5~6.2cm，宽3.5~3cm，用金丝穿珍珠、穿绿松石制成。上端装饰花蕊、花蕊中空，镶嵌绿松石，耳坠背后有弯钩。
（4）曲角银钗（两件），其一曲长10cm，其二曲长7cm。
（5）高足银盘（两件），高8cm，口径10 cm，底径7.5 cm。
（6）银酒器（两件），其一长22 cm，宽20 cm，其二长20cm，宽18 cm。
（7）银带饰（三件），锤碟焊接成型，长7 cm，宽7.5 cm。
二、金银器分类
西夏的金银器从用途上看，分饮食器、状洗器、装饰品、鞍马具、佛教造像、日杂器六大类，器种有：佛像、金如意、碗、盏托、盒、冠饰、耳坠、指剔、带饰、饰片、鞍饰、金耳环等。
三、金银器造型艺术的文化内涵及与中原地区的交流
西夏金银器的生活器皿、器口分花瓣口和圆口，用于盏托、碗、盒。多为弧腹，腹较浅，圈足发达，有的器物和纹饰浑然一体，如莲花金盏托。整个造型显得小巧玲珑，具有宋代金银器的风格。装饰品有花瓣状、桃形、条形和伎乐像、桃形冠饰多分层组成，采用了插丝和镶嵌结合的工艺。
纹饰分植物纹、动物纹和人物图案，还有墨书。植物纹有葡萄、缠枝牡丹、牡丹、芍药、西番莲、忍冬、莲花、荷叶等常见牡丹和缠枝绕叶草叶纹。动物纹有龙凤、鱼、兽、牛、晰蜴等，在装饰中比植物少。人物图案为伎乐造型。灵武石坝窑藏出土的银碗，一件内底墨书西夏文意译是“三两半”。另一件碗底墨书西夏文意译是“三两”，同一地区出土一件银盒，底和盖用活轴相连，可以任意开合，精巧实用，十分喜人。（西夏每两约为38~39克，一斤约为600~620克，据研究唐宋时期一两约37.3克，一斤约为596.82克。可知西夏与唐宋的衡量单位值差不多。西夏的衡值是一斤为60两，《文海》“斤”字条“称量为十六两，一斤也”，以上出土银碗重量为三两，另一碗为三两半，据测算，三两重114克，一两合38克，三两半重133克。）银碗上的卧牛形象与宁夏西夏王陵一○八号陪葬墓出土的鎏金铜卧牛相近，后者牛首前昂，没有反颈。二者略有差别。为研究西夏历史及当时的度量衡制度提供了实物资料。根据实测器物重量，西夏两单位值约为38~39.1克强，宋朝的“两”单位值约为39~40克，由此可知西夏权衡制度与宋朝相仅，西夏的典章制度，悉仿中国“多与宋同”。从银器重量可证实权衡制度的相同性，在个别器物上还装饰联珠纹，起间隔图案和点饰的作用。
从纹饰布局看，唐代金银器遗风较浓，生活器皿采用单点装饰，不见满地装的手法。如凤纹金碗、花瓣形金碗、西夏文银碗，在器物内底分别錾刻凤凰团喜纹和卧牛纹。但在碗内沿、内腹及足沿上也装饰纹样，一般为缠枝绕叶牡丹纹和芍药、西番莲、海棠、菊花和忍冬纹等，装饰品满饰纹样，通常饰几种不同的相合图案，如金指剔，用鱼、仰荷、仰莲、瓜棱联珠等作装饰。
冶炼是金属制造的基础工序。西夏文字典《文海》中有关于种种矿藏的解释：“铁者矿也，使石熔为铁也”；“金者金子也，石中出，与铁同类”；“银者银也，矿物中出也。”《圣立义海》记载：“西边宝山，淘水有金，熔石炼银、铜。”上述文献对各种金属的解释，说明西夏人民对金属冶炼已有初步的认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对冶炼和锻造金、银、铜、铁时的损耗情况有明确规定，这些规定一方面反映了西夏金银器产量的稀少，另一方面反映出西夏工匠已掌握了多个工艺流程，有制模、浇铸、焊接抛光、拉丝、切削、钻孔、缕刻、镶嵌、鎏金等。从出土的西夏金银器看，这些工艺与技术均已掌握。
西夏政府机构中设有“文思院”，其职能是“掌造金银犀玉、金彩绘素，以供舆册宝之用。”西夏金银器造型轻巧，外表光莹，厚薄均匀，做工精细。西夏金银器的铸造有“生金熔铸”、“熟再火熔”、“熟打为器”等多种工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卉有“生金熔铸，生金末一两耗减一字。生金有碎石圆珠一两耗减二字”。“熟再熔为熟板金时，上等一两耗减二字。次等一两耗减三字”；“熟打为器，百两中耗减二钱等。”西夏的黄金打丝工艺水平很高。文献记载，西夏官吏戴金冠，更有甚着“人马皆衣金”。“衣金”就是衣“金锦”，“金锦”就是把黄金拉成丝，织成毛、丝、棉织物中去。金属拉丝是技术性极高的工艺，十分复杂，这充分显示出西夏金银铸造的技术和工艺。
西夏金属制品的精致，除了有高超的锻造技术外，还与鼓风设备的先进分不开。西夏工匠在锻造中所用的鼓风设备已不是韦囊鼓风，开始使用风箱鼓风。这样可以保护炉膛内所需高温。榆林窟第三窟西夏壁画中有一幅《锻造图》图中有三人：一人左手握火钳夹一金属置于砧上，右手举锤锻打，另一人手抡大锤锻打金属，第三人坐于墩上，推拉竖式的扇风箱，风箱可推拉互用，连续鼓风。风箱鼓风不仅提高了锻造速度，同时也可提高锻造质量。因此，西夏金银器在工艺上采用锤碟（备注：金字旁碟）、铸、錾刻、铆合、焊接、模压、掐丝抛光等，锤碟、铸、模压为主要工艺，往往同一器物上用不同的多种工艺。如凤纹金碗，锤碟成型，纹饰使用錾刻，圈足为焊接，达三种工艺。金银器制作的各种技法应用十分熟练，使器物造型精致美观。
党项在很早时期就与中原王朝发生关系。入降归附，献物朝贡。《隋书》卷八三《党项传》记载，在西魏、北周之际（公元六世纪中叶），党项几次侵扰魏、周边境掠抢财物。根据《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传》《新唐书》卷二二一《党项传》等史书记载，在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党项首领细封步赖率领部落归附唐朝，大受优待，唐朝在其居住地设立轨州，授步赖为刺史。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政府下令派遣使者到河曲地设六十州，内附唐朝的党项人口有三十余万。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唐朝大将军李靖率军攻打吐谷浑时，党项首领拓拔赤辞帮吐谷浑抵抗唐军，兵败请降。唐政府在其原住地分设懿、嵯、鳞、可等三十二个羁縻州，任命归附的党项部落首领为剌史，拓拔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受松州都督府的节制。五代时期，党项人需要有固定的地方来扩大贸易，以换取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后唐明宗命令沿边设榷场，给党项民族提供贸易场地，更好地促进党项与中原地区的经济往来。北宋建立后，西夏通过朝贡获得北宋的丰厚赏赐或设榷场进行经济贸易，或联姻扩大相互间的交往，根据《宋史》卷四八五、四八六《夏国传》记载，可知西夏与宋朝往来的情况，这种朝贡关系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
宋朝在与党项的边境设置榷场进行经济上的贸易。党项及其建立的西夏政权与北宋通过朝贡和设置榷场的形式，促进双方之间的经济贸易。西夏统治者经常得到宋朝赏赐的金银器，加之双方之间的经济贸易，使其金银器带宋朝的风格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西夏金银器中出现佛教造像，这与西夏境内普遍崇佛有关。如开国皇帝元昊，不仅带头崇信佛教，而且还通晓浮图之学。为了发展佛教，元昊广搜舍利，妥为安置，规定每一季第一个月的朔月为“圣节”，让官民届时烧香礼佛，不惜用行政命令来强制官民崇信佛教，其他统治者如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宗、乾顺、仁宗、仁孝等，也都大力提倡佛教，带头信仰佛教。这对西夏佛教的发展兴盛，无疑起了加速作用。西夏境内佛寺极为普遍，全国各地所建寺庙，几乎比比皆是。同时输入佛典、延揽高僧、讲经说法。佛教文化艺术在这种大兴佛法的情况下得到空前发展，不仅在壁画的绘画艺术上得到表现，在器物造型中得以体现。在金制品中出现与佛教相关的造像，也反映了西夏佛教传播的兴盛状况。
从目前发现的西夏金银器的器形、纹样和工艺来看，继承了唐宋时期的风格，西方文化的因素不太明显，虽然有源于印度佛教文化艺术的造像，但已经中国化了。多曲式银器的渊源在中亚地区。西夏的多曲银器在风格上已经从唐、宋文化转借过来的，并不直接从西方国家传入。而西夏金银器上的莲花纹、宝相花纹等影响了西方国家的装饰艺术，因此西夏时期的金银器在很大程度上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咽喉，从其西行可进入草原丝绸之路，沟通了西夏与辽朝、金朝的经济文化交流，西夏先后与吐蕃、西域诸族、契丹、女真等发生经济往来，西夏与金国发生联系是在辽国灭亡之后，在西域诸国的商人、使者前往宋朝、辽国时必经西夏，尤其在与辽朝、金朝的交往中，西夏成为中转站，然后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进入辽、金境内，把西方的金银器与制作技术传入北方草原，宋地和西方的金银器必然经过辽、西夏、金朝，走草原丝绸之路而带入两地，促进了西夏、金朝与宋朝、西方国家的金银器文化交流。
黄金成为权势的象征并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个案，而是人类历史的通例。由于统治者的垄断、喜好和占有，使黄金这种“色彩的美，光亮的美，富贵的美”给人以庄严神秘和富丽的感觉。奢华的材质、复杂多样的精细工艺，造型别致的图案，绚丽夺目的色彩，彰显出皇帝贵族的地位和权势，所以纵观西夏金银器，无论大小，这些器物不仅给人美的享受，也使人想到西夏统治者的豪华和奢侈。
人类学家泰勒说：文化是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各种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总体。正如此说，西夏的文化观念也在左右着它的审美观。
2016年11月25日19：21星期五于如是轩
（本文发表在《收藏》2017年第四期，102页～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