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9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考古学会协办、中国文物报社承办的“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经过一天半紧张的现场演示和评委评议投票，评选结果揭晓。当天下午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评选结果。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选项目如下：
河南新郑望京楼夏商时期城址
发掘单位：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发掘领队：顾万发
经钻探、发掘，在望京楼遗址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两座早期城址以及两城址外廓城的线索，遗址总面积为168万平方米。其中二里头文化城址目前已发现东城墙、东南角、东北角及其护城河；二里岗文化城址城内面积约37万平方米，发掘出城门、道路、大型夯土建筑、房基、墓葬等遗迹。二里头文化城址位于二里岗文化城址外侧，其城墙毁弃于二里岗文化城址始建之时。这两座城址面积之大，在同期聚落中极为罕见，且二城位于同一地点，为国_内首见。对于探讨二里头文化晚期与二里岗文化早期两种文化更替、分界及早期中国城池建制、布局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专家点评：
难得一见夏商双城
望京楼遗址的许多发现不可多得，有些甚至填补了空白，为夏商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该遗址第一次发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与二里岗文化时期城址同见于一地的现象。作为黄河流域发现的第四座二里头时期城址，望京楼遗址的面积仅次予大师姑，城址。城址外围被河流与壕沟环绕，形成一周防御屏障。这种人工壕沟与自然河流相结合的防御形式，在中原地区夏商周三代亦为首次发现。
二里岗时期的城址发掘出“凹”字形城门一处，目前仅在偃师商城发现过，其用于加固主墙的“护墙墩”，构筑特别，亦是前所未见。
城内发现多条大路，其中一条属二里岗文化时期，其上发现有同时期双轮车车辙，这在商代也是极为少见的。(刘绪点评）
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
发掘单位：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方辉
大辛庄遗址2010年再次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共揭露商代房址、墓葬、灰坑、灰沟、窑址、灶、水井等遗迹。其中发掘区蝎子沟以西主要为生活区，出土了丰富的日常生活遗物；蝎子海以东揭露了一处高规格商代贵族墓地，并发现一处回廊式夯土建筑基址。贵族墓出土的青铜器如大铜鼎、大铜钺、铜觯等显示了极高的工艺水平，铜爵上的铭文“索刂”性质应为族徽。
商代贵族墓葬和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充分显示了大辛庄遗址在商王朝对东土的经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带有“索刂”字铭文的青铜器在地处鲁北的大辛庄遗址发现，对于研究商代末年征夷方战争的地点及路线，提供了新的实物及文字资料。
专家点评：
商王朝东渐的重要桥头堡
大辛庄的文字和铜、玉礼器等高等级的遗存所显现出的浓厚的商文化气息，与陶器等日常用器上洋溢着的土著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在有些器物上，却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大大激发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商人对东方的经略，究竟采取的是什么模式?与取代它的周人经略齐、鲁时有何异同?甚而，重镇大辛庄及其周围，究竟哪些遗存属于“夷化”了的商人，哪些又属于高度“商化”了的夷人?外来者与土著如何相处?
这些问题，都有待回答。就太辛庄而言，新的发现让考古人勾画商人东渐历史图景的底气更足了；通高50多厘米的大铜鼎、高近30厘米的大铜钺，使得不少学者推测其墓主人应当就是或至少是接近东征最高军事指挥官了；加上带有回廊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及铜器铭文上所展现的更为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让人有理由相信大辛庄应当就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统治中心。(许宏 点评)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
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翼城县文物旅游局
发掘领队：谢尧亭
大河口墓地因被盗而发现。经钻探墓地分布面积4万余平方米，埋藏西周墓葬约1500余座。迄今已两次进行了大规模抢救性发掘面积达15000余平方米，发掘西周时期竖穴土坑墓585座、车马坑24座。大型墓随葬青铜器较多，部分青铜器如鼎式簋、三足盂、鸟形盉、青铜灯等器形非常罕见；在数十件青铜器上铸有铭文，最长的铭文110余字；在多数铭文中提到“霸伯”“霸中”，还提到“芮公”“井叔”“倗伯”“格伯”等等，为研究西周时期周王室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霸”与“格”为同字异构，这为不见于文献记载的霸和格国族的传世器物找到了归属地。墓葬时代横贯西周，晚期进入春秋初年。其人群应为媿性狄人系统的一支，是被中原商周文化同化的狄人人群。
专家点评：
揭示不见文献记载的霸国
大河口墓地的发现，是继曲村墓地、横水墓地之后，西周考古学史上又一次重大发现。
在西周至春秋早期墓地中，大河口墓地规模之大、保存之好、时间之长、规格之高在全国罕见。由于保存完好，可以为周代埋埋葬制度的研究提供多方面份额信息和重要材料，而其丰富的随葬品为探讨周代墓葬器用制度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大河口墓地出土青铜器甚多，铜器铭文显示，这是一处名为“霸伯”的宗族墓地。关于“霸伯”，史料没有记载，这一发现可补史缺。
此外，大河口墓地有诸多特殊现象值得关注，如墓口四角有斜洞、多见腰坑与殉狗等，与近年发掘之绛县横水西周墓葬相同而与天马—曲村西周墓葬有别。三处墓地风别属“霸伯”、“倗伯”和包括晋侯在内的晋国宗族墓地，彼此相邻，对探讨周代分封与族群关系至为重要。（刘绪 点评）
江苏苏州木渎古城遗址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徐良高
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表明，木渎古城址呈不规则状，城墙大致沿盆地边缘分布。其中，南北两道城墙之间相距约6728米，城墙外侧均有护城河等水面遗存，古河道穿过城墙上的水门连通城内外。城内有小城1座，城内尚存的235处土墩包含有东周时期大型建筑基址。结合城址周边分布的大量两周时期聚落、墓葬、严山玉器窖藏等遗存。可以初步认定木渎古城是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规模大，等级高。
木渎古城的发现解开了苏州一带东周时期大量不同等级墓葬、遗址和高等级玉器窖藏所构成的聚落群的核心遗址在哪里的谜题，为春秋时期吴国都城的探索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专家点评：
寻找吴国都城的重要线索
吴越历史舞台的中心在哪里，多年以来一直是学者与公众共同关注的焦点。尽管古籍文献对此有所记载，但是多语焉不详，有的虽言之凿凿却只是演义。建于春秋晚期的木渎城址的确认，为苏州周边的真山等地的大型墓葬、严山玉石礼器窖藏、何山吴国青铜器等一系列发现找到了归宿。考古学家以钻探、发掘等方式，发现了木渎城址的城墙、城壕、石板道和水路等，一座大型城址已经显露。城址之外的更大范围内分布众多不同规模的聚落、各等级的墓葬，构成以都邑为中心的聚落群体。木渎春秋古城的发现是吴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为吴文化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以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在寸土寸金的苏南地区必将被完整保存，通过考古学家的田野工作，公众将会从考古遗存中探寻更加形象生动的吴越历史。 (宋建点评)
陕西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发掘领队：张仲立
墓地位于西安南郊凤栖原上，面积约6万平方米。核心墓园由大墓M8及其6座甲士俑从葬坑、中型墓M25、祠堂、道路、排水道以及4条兆沟等构成。墓园周围向心状袱葬后世子孙墓，时代从西汉中晚期至王莽时期。墓园要素齐全，布局清楚，从葬典型而丰富，影视所见要素最为完整的西汉列侯家族墓地。
发掘揭示出大墓构筑填埋中的复杂工序，是古代丧葬礼仪和埋葬制度的全新资料和重要物证。甲士俑从葬坑军事内容丰富，完备的指挥系统和几十枚不同职级印章，为古代军事制度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金银、鎏金、错金银、青铜等各类文物3000余件，许多文物具有标准器意义。
专家点评：
西汉列侯墓地的绝好标本
秦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以后。中国古代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考古学文化观察，即由此前的“周制”转变为“汉制”，而“汉制”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家庭、家族墓地的兴起。有关汉代家族墓地的考古发现尽管已经比较多见，但大多数由于被盗严重或是发掘不完全、墓主身份难以确定、墓葬等级较低等原因，致使我们对汉代家族墓地的认识还十分有限，而陕西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的全面揭露，终于使我们看到一个等级较高、墓主可考、规划有序、时代延续较长的西汉家族墓地，从而为研究汉文化乃至汉代社会结构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资料。(赵化成 点评)
新疆鄯善吐峪沟石窟群和佛寺遗址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研究院、龟兹石窟研究院
发掘领队：李裕群
吐峪沟石窟是丝绸之路上一处重要的佛教石窟。据发掘与调查，吐峪沟两侧山坡上分布着许多地面佛寺遗址，是集洞窟与地面寺院于一体的大型石窟寺院遗址群。
新发现两座绘有壁画的早期中心柱窟(约5世纪前后)、附汉文榜题的早期壁画和一处僧房窟后壁满壁墨书的回鹘文，还发现了由沟底通向沟东、沟西北部两区石窟的道路系统，以及多处洞窟改建、维修、封闭等迹象。这对解决石窟开创和使用年代具有重要意义。
新发现的壁画题材新颖，前所未见。出土的近万件多种语言文书残片（包括佛教写经、世俗文书等)，还有绢画、木器、雕塑等，对于重新认识土鲁番的历史文化及各民族、各宗教和谐共存的社会背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专家点评：
影响吐鲁番历史的佛教遗址
新疆吐峪沟石窟既是吐鲁番地区开凿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群，也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一处重要的佛教地点，更是联系南疆地区与内地佛教遗迹的重要纽带。不过，吐峪沟石窟保存状况不好，窟前建筑早成残垣断壁，窟体大多坍塌或为沙土掩埋，洞窟外观及内涵大多不清。
吐峪沟石窟寺遗址的考古发掘揭露出十分丰富的寺院遗迹，出土遗物的种类及数量庞大，是中国佛教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这些发现既对深入探讨吐峪沟石窟的创建年代、原始外观、洞窟组合、题材布局、造像特征及塑绘技法等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为进一步研究古代佛教艺术从南向北、自西而东的传播，尤其是高昌石窟寺与龟兹石窟寺和内地石窟寺之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的物化资料；此外，它们对重新认识吐鲁番地区的历史、文化以及各民族、各宗教和谐共存的社会背景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李崇峰 点评)
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园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发掘领队：张蕴
北宋吕氏家族墓园位于陕西省蓝田县五里头村，系北宋文坛名士及金石学家吕大临与其兄弟大忠、大防、大钧等家族成员墓莹，也是迄今已发掘的最完整的古代家族墓园。
墓园由墓园北沟、墓葬群、家庙遗址、神道组成，29座墓葬在墓园北部，以墓园中轴线为准，纵向排列关系，为“长子长孙”系列，同辈人的横向排列关系仍以中轴线上长房为中心，突出体现年长者尚左的观念意识。家庙置于墓园南部入口内，神道位居墓园中轴线上，全长500米，将墓葬群与家庙连为一体。600余件(组)随葬品，均为墓主生前用具或物品，反映了北宋士大夫阶层的精致富足而不奢华的日常生活。其中瓷器较多，以耀州窑瓷为主，兼有定窑、建窑、景德镇湖田窑产品；极具地域特点的骊山石制品中，豹斑石平底钵为吕氏收藏之唐代古物。出土砖、石墓志铭二十四方、合，可了解北宋蓝田吕氏之起源及家族延续脉络。
专家点评：
一个北宋士家的丧葬规划
经过4年的持续发掘，陕西蓝田五里头北宋吕氏家族墓地不仅清理了4代人的29座墓葬，而且发掘了具有享殿功能和坟寺功能的家庙和神道、兆沟，揭示出一个墓地的完整布局和结构，为北宋士大夫家族墓地的布局、风水堪舆和丧葬观念等许多问题的深入研究提资料。
吕氏家族墓地的布局与宋代流行的五音墓地有较大差别。从司马光《书仪》、程颐《葬论》等文献记载看，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对举世若狂的风水堪舆观念是持批评态度的。吕氏家族墓地的布局和采用土洞墓室的做法似与文献记载相合，并与文献记载的司马光墓相似。吕氏家族墓地的发掘从多个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收获，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这些随葬品的种类和出土位置与墓葬结构所表现的藏尸观念等，都将极大地促进对宋代丧葬习俗的研究。（秦大树 点评）
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
发掘单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柴焕波
永顺老司城是历史上永顺宣慰司数百年的司治所在，也是湘鄂渝黔土家族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土司城址。
考古工作集中在城址本体、土司墓葬群的发掘和周边遗址的调查，弄清了宫殿区、衙署区、街道区、宗教区、墓葬区、苑墅区的分布情况。宫殿区在城区北部，周长436米，总面积14000平方米。主体建筑处在正门大西门的中轴线上，区内保留有台阶、墙基、保坎、墙体、散水、排水沟等建筑遗迹。衙署区在宫殿区南侧。
老司城宫殿区城墙及主要建筑为明代，城址废弃于雍正太年(1728年)的改土归流。在明代修建宫殿城墙以前，老司城已经有很长的居住过程，地方史志上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修建老司城的记载，很可能是信史。
紫金山墓地是明代永顺土司的家族墓地，现已探明有土司及眷属墓葬三十余座，包括在抗倭战斗中立下了东南第一功的彭翼南夫妻合葬墓。墓地还出土大量的土司墓志铭。
专家点评：
不仅仅是土司制度的见证
一种制度得以延续数百年，就必然会有其积极的因素。土司制度在保持区域稳定，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湖南永顺老司城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使我们对于土司制度的研究，终于有了一个考古学实证的案例，可以走出些“纸上得来终觉浅”的境遇，宏观上能够把溪州土司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相连，微观上得以深入到当地社会的诸多细节。
老司城建立在一个地势陡峭的山地，依山傍水，因地制宜。城址主要功能区的分布情况比较清楚，砖石构造的城墙、道路、排水设施等建筑遗迹丰富。城内出生的瓷器题款明确，表明许多瓷器都是土司在景德镇专门订制的；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等也为研究当地居民的食物构成、生态环境提供了翔实的基础资料。对于溪州土司治下三州六洞的调查，显示了在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中，越来越注意到区域调查的重要性。 (杭侃 点评)
江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
发掘单位：南京市博物馆
发掘领队：祁海宁
大报恩寺遗址位于南京市城南，遗址得名于明代皇家寺院——大报恩寺。明代大报恩寺规模巨大，总体上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北区为寺院的主体。对遗址北区的考古发掘，是我国考古界首次对佛教寺庙遗址进行大规模的全面揭露，较充分地揭示了大报恩寺的原有风貌。
在遗址最高处发掘了始建于北宋的长干寺塔基与地宫。地宫深达6．74米，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深的佛塔地宫。地宫中出土了以佛顶骨舍利为核心，以七宝阿育王塔为代表的一大批珍贵遗物。其中佛顶骨舍利为北宋著名印度高僧施护所献。它的发现，使我国成为佛教三大舍利一一佛顶骨舍利、佛指骨舍利(陕西法门寺)和佛牙舍利(北京灵光寺)的汇聚之地。
在塔基外围，发现了明代修建琉璃塔时搭建的“鹰架”遗存，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类似遗迹。
专家点评：
首次发掘的明代皇家寺院
这是我国目前经过考古发掘揭露面积最大的寺院遗址，为研究明代皇家寺院的规制、布局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在塔基中发现了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的长干寺地宫，出土了以佛顶真骨为核心（碑文记载由印度高僧施护携带来华）、以七宝阿育王塔为代表的一大批佛教珍贵文物，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轰动。这些重大发现对于研究宋代佛塔地官的建造、舍利瘗藏制度，中西佛教的传播与交流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发掘还首次在塔基周围发现搭建“鹰架”的线索，揭示了明代宝塔的建筑方法，对于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李裕群 点评)
广东汕头“南澳I号”明代沉船遗址
发掘单位：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
发掘领队：崔勇
2007年5月，南澳县云澳镇渔民在生产过程中，发现了一条满载青花瓷器的沉船并打捞出一批瓷器，2007年6—7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业水下考古工作队对“南澳I号”进行调查和试掘，绘制出沉船海床面的平面、纵横剖面图。2010年的发掘显示，沉船现存有十六道隔舱板，十五个舱位；现存船体长约27米，最宽的隔舱长度7.5米。出水各类文物1万余件。
“南澳I号”是目前我国沿海经过正式调查和试掘的第一条明代沉船，也是保存最好的明代商贸沉船。为研究明代中晚期海上贸易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资料。
“南澳I号”是目前我国最深的水下沉船遗址，其水下发掘和保护难题的解决方案成功运用于发掘过程中，为中国水下考古树立了一个标志性和规范性水下考古项目。
专家点评：
我国唯一经过正式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明代沉船
这是我国首次在28米的深度开展大规模水下考古发掘，从组织、发掘、保护各方面都是我国水下考古学科建设与实践的成功尝试，总结出了一套包括水下遗址定位、扰层清理、信息留存、文物提取、出水文物保护与整理在内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操作程序和方法。通过实践，积累了相对成熟的出水文物保护技术，根据质地、类别采取相应的处理方式使出水文物得到妥善保护，做到了发掘与保护并重。“南澳I号”是我国沿海经过正式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明代沉船，为解决中国海外贸易、航海、制瓷等诸多学术课题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实证材料，研究明代中国经济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孙键 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