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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的历史文化和窑系的分布






[日期:2010-03-09] 来源:网络  作者: [字体: ]

原始时代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商、周时期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秦、汉时期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o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 “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950oC1000oC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魏、晋、南北朝时代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从公元 200年至581年。公元200年曹丕废了汉献帝自立为王,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现南京称帝,国号“吴”,史称“三国”。
    从公元263年魏灭蜀以后,连年战乱,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西晋灭亡之后。许多门阀士族渡江南下,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同时代北方的北朝统称“南北朝”。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相继在萧山、上虞、余姚一带出现了越窑、瓯窑、婺窑等著名窑址。所制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可与金、银器相媲美,成为当时名门望族的日用品。东晋南朝时期,在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窑址有了很大发展。但江浙一带的瓷窑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瓷窑减少、数量降低、装饰简化、烧造略显粗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代前期。
    相对而言,我国北方生产瓷器的年代略晚。这一时代的动乱局面使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在这以前,关中、中原地区曾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陶瓷业的衰退也就在所难免,制瓷业的出现一直拖至了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却令人惊喜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而且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这就是白瓷。在我国,众所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之出现当在东汉时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和材料制成,在1200℃1300℃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剥离。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具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又富有燃料资源,所以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发展很快,出现了众多而且面广的窑址。瓷器的产地俗称“窑口”,是由考古工作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或实地发掘所逐步了解的。通过实地调查与发掘,基本上弄清了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窑口。比如越窑,又称“越州窑”,从东汉时期开创,至北宋衰落。其基本分部在浙江宁波、余姚、绍兴、萧山一带。其主要特点是:胎质细密、呈青灰色;釉质莹润,具有玉质感,釉色深绿,色泽纯正,坯釉结合紧密。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诗赞扬“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瓯窑,在温州一带。其特点是:胎质白中泛灰,釉层较薄,釉色淡青,透明度高,有细小开片,易脱落。再如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江苏宜兴窑等等。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中国人饮茶习惯当起于东周时的四川一带,东汉时饮茶之风传至长江下游,此风蔓延迅速,至东晋时,已成为王室豪门的时尚。据古籍的记载,当时的茶饮方式方法与今日大不相同,所以需要一些形制不同的器具,数量上也有很大需求。经研究考证,当时造型独特的鸡头壶就是一种茶具,这种造型延至隋唐以后就不再有了。瓷质谷仓罐是三国西晋时期出现的,它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称“魂瓶”或“神亭”,是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谷仓罐制作精细,堆塑繁杂,有人物、飞禽、走兽、亭台,粮食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重要之物资,所以从秦汉时代就开始给死者陪葬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同时,陪葬品中还含有整套粮食加工工具和做饭用的炊具,以体现吃饭的重要性。南北朝时期佛教盛兴,各地都建造了大量寺庙、佛像石窑,僧尼数量猛增,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装饰随处可见。如在建筑装饰上带有飞天、莲花等标志性图案。体现在陶瓷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莲花尊”。
    陶瓷还被大量运用到文具中,如笔筒、水盂、砚等。水盂的功能只是盛磨墨用水的,但造型都很丰富,有蛙形、鸟形、兔形、牛形等样式。陶瓷文具被广泛使用,与这一时期崇尚读书、推崇士儒有关联。
    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比较明显,尤其是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最为突出。器物上常有表现生活场景的纹样,刻画细腻且逼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也给今人研究建筑、音东、舞蹈、宗教、蓄牧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佐证。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子、烛台、油灯、水盂上大胆使用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多方面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缥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色釉,是青瓷系统的代表,与北方地区的白瓷交相辉映。之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这种装饰方法简单易行,适应面广,效果较好,所以被广泛使用。用褐彩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是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其字体形式为书法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当今所见的越窑晋瓷,工艺多为上乘,釉色高古,质地醇素,极具品味。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所生产出的陶瓷在釉色上发生很丰富的变化,青色中有偏绿的、偏黄或偏灰的,与釉料成份、烧成火焰都有很大关系。尽管现时的技术力量更加强大,但今人的仿制品都往往是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失却了古人的迹象。瓷釉的调制也是重要因素。青瓷釉最初是用瓷石与草木灰混制而成,风化程度差的瓷石一般含有大量助熔剂,常用来做釉,草木灰的作用是引入CaO成份,经过高温烧制与瓷石相互作用形成钙质釉。青瓷自东汉晚期出现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坯、釉质量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瓷石原料分布地域广泛,原料成份含量多有不同,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釉色和质感有较大差异。
    由于南方广大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秩序也就比较安全,中原地区大批员纷纷南下,其中也不乏陶瓷业技工。而北方地区处于萧条境地,陶瓷业还不及汉代发达,对窑炉的使用也极少改进,仍延用圆形馒头窑。在南方,窑炉有了很大发展,龙窑结构被进一步改良。窑床长度达十余米,为解决龙窑窑室内抽力大、火焰速度过快的问题,这一时期发明了起缓解作用的“挡火墙”,可更有效地调节窑内抽力和温度。经测试,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在弱还原焰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烧成温度可达1300度左右,达到了现代瓷的质量水平,这无疑是与龙窑结构的改进和烧成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

隋、唐时代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晚唐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促使唐朝迅速败落,形成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
    唐三彩器的烧造一般为两个步骤,即素烧和釉烧。它的胎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红色陶胎,出现于隋和初唐时期一种挂草绿、酱黄色混合釉的红陶制品中,这一品种还不能被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唐三彩。另一类是白色陶胎,为瓷土烧成,被认为是典型的唐三彩。这种坯体的特点一是吸水性强,使粘接部件牢固;二是可塑性较强;三是素烧后强度较大;四是胎质白,挂釉后釉色鲜艳。唐三彩器的烧成温度在800度──1000度左右,坯釉膨胀系数基本一致,使坯釉结合良好。
    这一时期的人俑塑造,风格比较明显。一改魏、晋时期秀骨清相的作风,女俑丰满富态,男俑英武得体,形象生动,体现出生活中的情景。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也日见频繁。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原一带生活,他们多从事商业和艺术活动。经常可以见到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形象极其生动。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从北朝到唐代这一阶段,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青釉和白釉两个大的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面各自发展。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与青瓷分庭抗礼。当时北方烧造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时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型、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端正,不失为一代名窑对产品要求之严格。邢窑白瓷除以色白见长外,它另一个特点是朴素少饰,匠师的艺术表现多施于造型之中,器型简洁、质朴、端庄而大气。它所构成的器皿容量大、重心稳、使用方便。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器皿是执壶,据考证是由前代的鸡头壶演变而来,是一种酒具,唐人称为“注子”。此外,黄河流域瓷窑都多烧白瓷,河南、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都以烧白瓷为主。
    唐邢窑白瓷始于隋,盛于唐,衰于元。根据其胎、釉的化学分析,应属于高铅瓷胎,其釉的化学组成,属于CaO──AL2O3──SiO2系统范围。邢窑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40度左右,个别的高达1370度左右,烧成气氛为还原焰。唐代手工业产业的空前繁荣,还在于官方的介入,官府设置“将作监”、“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对陶瓷、金工、漆器、染织等进行操控,为统治者服务。这时的越窑青瓷也得到很大发展,引起许多文人骚客的瞩目,纷纷吟诗作赋对其倍加称颂赞美。其中陆羽的评价比较全面而得体,他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认为是当代最完美的瓷器。
    由于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晚唐时期,形成了以浙江余姚为中心的瓷区,产品胎质细腻,釉层匀净,造型规整,品种丰富。在装饰处理上也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主,形成独特风格。刻划花装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廖廖数笔就描绘出当时人们喜爱的荷花、荷叶、牡丹花等花卉,绝无繁琐多余之笔。这一时期在窑炉上普遍有所改善。北方均为馒头窑型,一般为直焰馒头窑或者是在窑底上设置台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倒焰窑。这几种窑形都由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囱四部分组成,火焰流向呈现半倒焰式,依靠排烟孔调节燃气的流量;最大的改进是由原来的冷底窑改为热底窑,使窑内温差大大减小,温度分布更加均匀。南方则以龙窑为主,为节省燃料、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空气预热,采取了加长窑身和减小窑床倾斜度的办法,在浙江发现的唐初龙窑残长就达40米,宽1.7米,倾斜度10──12度。
    唐代已经生产出釉下彩瓷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长沙窑又称铜官窑,是我国最早制作釉下彩瓷的地区之一。铜官窑釉下彩装饰以斑点彩饰为主,在青釉瓷器上以褐彩或蓝绿彩料点绘成花草纹样。褐色彩料是以含铁量高的矿物原料为色料,蓝绿彩料是以含氧化铜的矿物原料作色料。

五代时期
    唐代的繁荣最终被唐未的藩镇割据所打破,五代十国则是这种割据局面的延续,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五十三年,先后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家称为五代。然而此时五代,也并非统一的中国,其间战乱频仍,山河破裂,约有十国之多,吴、南唐、闽、前蜀、南汉、北汉、吴越、楚、南平相继出现。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有进步之势,这大概与当时帝王的爱好有很大关系,其中最有影响者为吴越的秘色瓷和后周的柴窑。
    对于秘色瓷的“秘色”,陶瓷史学界一直有很大争议,至今尚无定论。常见的解释有三:一是作“秘密”解释,这种解释来于宋人,认为吴越国的越窑青瓷专供朝廷使用,百姓不得占边,二是青瓷釉色之一种;三作“希奇”之意,为“碧色”的误传而来。从目前见到的所谓秘色瓷来看,其胎质呈灰白色,釉质如脂似玉,清澈碧绿,造型典雅、凝重,可以看出制造者绝对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创造才能。秘色瓷代表了晚唐至五代制瓷工艺的最高成就。
    五代越窑的窑址仍在浙江上林湖地区,而且更广泛地延至上虞、勤县、临海等地区。所制器物总体上继承了晚唐风格,其装饰手法趋于多样化,使唐代单纯追求釉面效果向包括刻花、印花、堆塑、釉下彩等多样手法转化。
    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个著名品种为柴窑,相传是五代周世宗(名柴荣)时所烧造,窑址在郑州。但迄今尚未发现窑址,真正的柴窑器为何种相貌也众说不一。后人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 ”来描术柴窑器的特征。据明代文献记载,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珍贵瓷器,把柴窑器推放首位,可见其艺术价值之高。

宋朝
    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为宋,后被金人所逼,高宗南渡而逃,建都临安,称为南宋,称以前为北宋。
    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到宋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阶段,艺术上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这一时期南北方各窑之间风格迥异,一些以州命名的瓷窑体系特点明显,令后人一目了然。比如有代表性的汝窑、定官窑“汁水莹润如堆脂”,象青玉一般的质地;再如钧窑天兰釉,象天空般湛蓝;再如龙泉青瓷的粉青、梅子青等品种,都巧夺天工般地引起人们对美的遐想。所以说宋时代是陶瓷美学的一个划时代时期,至此,一个全新的美学时代到来了。此时官窑辈出,私窑蜂起,最为著名的窑址有定、汝、官、哥、钧等,响应者更是不计其数。
    定窑属宋代民窑,窑址分布于今河北曲阳县一带,唐属定州,故名定窑。创烧于唐代,鼎盛时期在北宋,至元代停止。定窑产品繁多,白瓷为主,兼烧酱釉,黑釉和绿釉。其瓷质精良和纹饰秀美,曾被选入宫廷,定窑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瓷窑体系。北宋早、中期为装匣钵仰烧,器底部可见支钉痕迹或砂粒;北宋以后广泛使用覆烧法,口沿不施釉,俗称“芒口”,往往镶一圈金、银或铜为饰。白瓷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剔花等多种手法,图案常见花果禽鸟。印花装饰始于北宋中期,纹饰线条清晰明朗,反映了当时比较高超的刻摸与脱模技术。另外,定窑瓷釉层较薄,釉面光润,也使刻花、印花线条极为清爽悦目,形成它独特的美术风格。
    此时定窑白瓷的烧成温度在1320+20度左右,其气孔率较低,说明这一时期定窑的烧结程度较为致密。
    钧窑是宋代著名窑址之一,可分为官钧窑和民钧窑。钧窑在今河南禹县一带,宋代称钧州,宋初于此设窑,故名。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瓷烧成工艺不同于其它,为二次烧成,其第一次为素烧,然后施加釉彩,再进行第二次窑烧。钧窑瓷釉利用铁、铜呈色不同的特点,烧出蓝中带红,紫斑或天青、月白等色,具有乳浊不透明的感觉。宋钧窑常见的釉色有玫瑰紫、海棠红、梅子青等等。钧瓷的器形主要有花盆、盘、炉尊、洗、碗等等,金、元时期的河北、山西等地方多有仿烧。钧瓷在宋代也被称为“花瓷”,它的釉面特征是常出现不规则流动状的细线,被称为“蚯蚓走泥纹”,加之钧釉在烧制造过程中变化无常,不为人工所控,所以后人难以仿制,有“钧瓷无双”之说。唐代的花釉突破了一件作品一种釉色的传统规律,但这种花釉仅仅局限于黑釉器物,到了宋代,复色釉的技艺得到了很大发展。钧窑瓷器就其瓷釉的基调来说,仍然属于青瓷系统,它的天青、灰蓝、月白诸色只是浓淡不一、色度差异而已。钧窑瓷器上所出现的红紫色相是由于在釉中加入了铜,铜红对窑温和烧成气氛比较敏感,它必须在还原焰1250度以上,才能出现美丽的效果。
    汝窑一向被人们列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这早在宋代的一些文人笔记中就有论述。汝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被认为在河南的临汝县,但半个世纪以来,都始终没有找到客观存在的遗址。后经文物工作者的努力,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在宝丰县清凉寺找到了汝窑遗址,窑以州名。汝窑原为民窑,产品风格近似陕西铜川耀州窑,北宋晚期开始为宫廷烧造高档瓷器。所以,长期以来,文物部门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汝窑泛指古汝州所辖地区所烧造的青瓷系列产品的统称;另一种说汝瓷是指专门御用的那一部分官窑器物。宋徽宗执政时期,汝窑是其烧造史的全盛时期,其产品胎质细腻,灰中泛黄,俗称“香灰黄”,汝瓷釉面有细微的开片,釉下有稀疏气泡;汝窑青瓷釉色淡青高雅,造型讲究,不以纹饰为重。据说汝瓷釉中含有玛瑙成份,所以能呈现出纯净的天青色,玛瑙的主要成份是氧化硅,或许此说有些道理。宋徽宗赵佶信奉道教,道学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的审美观。这一时期的汝窑瓷器正是这种审美情趣的反映,反映出道家清逸、无为的思想境界,成为宋时代上流社会的时尚。哥窑也被列为宋代名窑,但未见有宋人记载,只是后期明代才有文献记录。
    传说浙江处州人章生一和其弟章生二都是制瓷好手。他们俩人同在龙泉各设一窑,因生一是兄,所以被称为“哥窑”,生二为弟,当然称为“弟窑”,此二窑皆为著名民窑。哥窑的釉色以青为主,铁足紫口,釉面有碎纹而著名,号日“百圾碎”。
    哥窑瓷器的胎色呈灰色或土黄色,釉色为粉青、青黄、月白、油灰等等,其中油灰色为最常见。它的主要特点是釉面“开片”,大小不一,纹路颜色深浅不一,器形不同收缩部位也就不一,所以变化万千而又自然贴切。哥窑瓷器上往往出现较粗的裂纹呈现黑色,较细的裂纹出现黄色,前后层次错落,称为“金丝铁线”。哥窑瓷器釉面上的冰裂纹,本来是制造工艺上的缺陷,主要是由于胎体和釉层的膨胀系数不一致所造成的。但这种弊病却形成的一种自然美,成为一种有别于其它品种的独特美。
    到目前为止,哥窑址还不明确,专家对此众说不一,有说在浙江的,也有说在江西的.关于这一点,只有寄希望于日后的考古发掘,以实物为证。
    官窑,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不同的涵意.从广义上讲,它是指有别于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产品为宫廷所垄断。而在宋代瓷器中, 官窑则是一种专门的指称,专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梁由宫廷专设窑所烧造的青瓷,汴京在现在的河南省开封一带。由于古老的黄河在历史上多次发生水患而改道,使当地地貌产生巨大变迁,所以这对今天人们的勘察带来很大困难,北宋时期的官窑址也就无从考查。有一种说法认为北宋官窑即是汝窑。
    南宋朝廷沿袭北宋旧制,在临安建造了专门为皇室烧造瓷器的官窑。官窑器釉色粉青,色调淡雅,不崇尚花纹装饰,以造型和釉色见长。官窑瓷胎中铁分较多,胎色偏紫、褐、黑色,足底不上釉,由于瓷釉的流淌,使口沿处挂釉较薄,显露出带紫色的瓷胎,这就是通常行家所谓“紫口铁足”了,这一点成为鉴定官窑器的重要依据。
    在造型设计上,宋代非常重视旧有体制,开拓了在器形上仿古的先声,尤其是官办瓷窑,更是大量烧制仿古铜器的造型,如鼎、炉、瓶等等,典雅而古朴。
    耀州窑位于今陕西铜川一带,宋属耀州。始烧于唐代,北宋中期达到鼎盛,金元时期转向衰落。其遗址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经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使我们对耀州窑的产品了解较多,其质量较高,影响广泛,以至河南、广西等地都纷纷效仿,形成一个庞大的耀州窑系。
    耀州窑是宋代北方著名青瓷产地,产品品种丰富,造型多变。其胎色灰白而薄,釉色匀净,青中泛绿,有极细密的气泡;由于胎质中含有铁份,在相应的烧成气氛下,使器底呈现一种姜黄斑块,形成了耀州窑所独有的特征。
    装饰以刻花为主,线条流畅,北宋中期以后,出现印花装饰;釉面一般有细小开片,透明度较好,釉层较厚;刻花技术冠绝一时,刀法犀利,线条刚劲,刀痕有斜度;图案内容以花卉为主,常见的有缠枝莲、牡丹、菊花等等,也有用鱼纹、水纹的,龙凤纹仅限于宫廷瓷专用。
    中文的“磁”字可以作陶瓷解,所以磁州可以理解为“陶瓷”州。该州原属河南,现位于河北磁县,始烧于宋,元代未年以后迁至今日的彭城。历史上的磁州窑以及后来彭城诸窑多生产民间日用陶瓷,故又名“杂器窑”。磁州窑产品装饰以刻、划花或是铁锈花为主,黑白分明、质朴大方,一直沿袭至今。这一时期磁州窑的陶瓷枕最为有名,多雕塑成活泼可爱的儿童形象,或施以明快清晰的纹饰,具有浓厚的水墨画风格,花鸟鱼虫、山水人物、诗文书法无不挥洒自如,将制瓷技艺与绘画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此外尚有绿釉釉下黑彩,白釉釉上红绿彩及低温黄、绿、褐彩色釉陶器。其中釉上红绿的制作对明、清时期景德镇釉上彩发展有一定影响。该窑装饰风格还影响到山西介休、山东淄博、陕西耀州等地,形成了所谓“耀州窑系”。
    景德镇的烧造史可以溯至唐代,原名“昌南”,宋真宗景德年间,该地因制瓷名扬天下而改名景德镇。
    就青白瓷这个品种而言,景德镇可称天下第一,这是一种独具风格的瓷器。其釉色白中闪青,青中显白,釉色透亮,光照见影,所以又称“影青”或“映青”,有“假玉“之称。南宋时期的仰烧产品釉色纯正青白,覆烧产品则略偏黄色。从10世纪至14世纪,这种产品广泛流通于海内外,元代后期逐渐衰落,让位于青花及颜色釉等品种。青白瓷器种类繁多,生活用具应有尽有,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印花、镂空、堆塑等,其瓷塑作品多表现佛道人物和文吏武士,具有生活化、世俗化之特征。
    景德镇窑的产品胎体较薄,原料为当地产的优质瓷石,质地细腻;其釉是由“釉果”和“釉灰”调配而成,烧成过程中流动性较大,所以薄处泛白,积釉处呈水绿色。北宋以后,景德镇窑采用匣钵仰烧的方法,一器一匣,既降低烧窑成本,又提高成品率。
    此外,景德镇还广泛影响了江西的其他窑场,以及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方,形成一相庞大的“景德镇窑体系”。
    建窑,也是宋代著名窑址这一。它位于福建省建阳县永吉镇,从晚唐、五代始烧青瓷,宋代以烧黑瓷为主,兼烧青白瓷。建窑以生产黑釉茶盏为大宗,这与宋代的“斗茶”风气有关。其胎质为乌泥色,有的釉面呈条状结晶纹,细如兔毛,所以这种特殊产品被称为“兔毫盏”。兔毫有黄、白两色,称金毫、银毫。也有呈油滴状结晶,因酷似某种尽善尽美羽毛,被称为鹧鸪斑。有极少数窑变花釉,会在不规则的油滴周围形成窑变蓝色,尤为珍贵。这种产品在日本被称为“天目釉”,对日本陶瓷艺术带来了很大影响。相传当时浙江天目山一带佛寺林立,日本僧人多以至此留学为荣,回国时许多人携带寺庙中使用的建窑黑釉盏,一时间这种黑釉盏在日本成为时尚。北宋后期该窑曾为宫廷烧制御用茶盏,元代以后黑釉烧。在古代文献中建窑亦被称为“乌泥建”、“黑建”、“紫建”。
    龙泉窑在今浙江省龙泉县一带,主要集中在大窑、金村周围。至南宋晚期,除龙泉当地外,浙江庆元、运和等县以及江西吉安、福建泉州等地都烧造龙泉风格的青瓷,形成龙泉窑系。龙泉窑是继越窑发展起来的瓷窑,创烧于北宋早期,至南宋前发展,进而形成独特风格,使青釉品种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也是南方地区产量最大的瓷窑。
    早期的龙泉窑瓷器受到了越窑和瓯窑等窑场的影响,装饰方面大量使用刻花或辅以划的手法,釉色青中泛黄或泛灰。约在十二世纪晚期,也就是从南宋中期开始,烧制成熟了著名的粉青釉。稍后至元代前期,胎薄釉厚的梅子青釉烧制成功,使龙泉窑达到鼎盛。从化学成份上看,粉青釉和梅子青釉的瓷胎中AL2O3含量高于越窑青瓷,大部分在20℅以上,采用精细的淘洗技术,经提高原料中高岭土矿物和绢云母矿物细颗粒部分的含量,从而提高了瓷胎的精细程度。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制品,釉中所含CaO降低,而K2O的含量提高,使烧成温度相应提高,釉的烧成温度范围变宽,使瓷质有了很大进步。
    龙泉窑制品的造型十分丰富,除各类日用器皿以外,还有大量文具用品以及仿古铜器造型和仿玉器造型。为适应厚釉的特点,堆花或贴花装饰也逐渐替代了刻花装饰,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   
    由于宋代社会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造成了陶瓷业空前繁荣的局面。除了各具风格的一批名窑之外,许多产量较少但具有特色的小型窑场也遍布全国。它们不仅为宫廷生产御用器皿、为广大人民群众生产日常用品,产品还远输国外,其后,西方人称瓷器为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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