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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嬗变 再谈元龙泉瓷的辉煌(图)






[日期:2011-04-09] 来源:《收藏》杂志  作者:钟琦 [字体: ]

  元代龙泉窑的装饰特征

  元代龙泉窑一反前朝“少装饰,多素面”的风格,运用刻、划、印、贴、镂雕、捏塑、露胎等各种装饰手法对器物进行装饰,使产品更加精美。

  北宋龙泉窑多采用刻、划装饰。与之相比,元代龙泉窑的刻、划多采用浅刻,以阴线为主,阳刻者入刀也较浅。一般装饰于瓶、盘、炉、罐及碗、杯类器物上。内容多为花卉瓜果之类。刻、划装饰在元朝前期运用较多,随后日趋减少。

  印是元代龙泉窑运用最广泛的装饰手法。由于印花具有与刻、划花类似的装饰效果,且工艺简单,工效高,适合批量生产,符合规模生产的要求,故被广泛应用。印花的种类较多,手法不一。从形式上区分,可分阳纹和阴纹两大类,阳纹与阴纹又均有线态和形态之别。线态用阴线或阳线以白描形式勾勒出花纹形状,形态的效果则是将纹饰形状整体凸现或凹陷而产生的,两者一正一反,装饰效果迥然不同。从工艺上区分,可分为模印和戳印两大类。模印一般印饰于器物外壁,如碗、洗外壁的莲瓣等,以碗、盘、洗、炉、罐类器物外壁易于脱模的器型为主;戳印则大多印饰于敞口器物内底,如碗、盘、洗类内底心印饰花卉动物图案等。

  贴也是元代龙泉窑盛行的装饰手法。贴饰工艺是从模印中脱胎而来的,操作时在印模上压制出带有花纹的泥片,然后装贴在器物表面,由此呈现出比印花更凸显的浮雕般的装饰效果。瓶、罐类器物表面的缠枝花、龙凤、云朵等,碗类内底的荔枝、团花、朵菊、金龟等,洗中的双鱼,炉类外壁的铺兽衔环和兽头等,盘中的龙、云、仙鹤等,这些造型和纹样运用十分广泛,题材多种多样。在原有贴花后施釉的基础上,元代龙泉窑创造了露胎贴花装饰,这种新的装饰手法运用了龙泉窑传统“朱砂底”的原理来装饰器物,亦即露胎处经烧成冷却后二次氧化呈朱砂色,如碗心鲜红的荔枝或橙红的朵菊,盘中朱砂色浮雕般的朵云和仙鹤,装饰效果十分明显,青釉朱纹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由于镂雕、捏塑手工强度大,费时费工且成品率低,不符合规模生产的要求,故在元代并不多见。镂雕多饰于瓶类器物上,或饰瓶颈一段,或分段饰之,亦有遍布器身的。由于镂雕器物烧制时容易断裂和变形,故非十分精美之器绝少采用。捏塑多为手捏动物或人物造型,如“立鼠水盂”中的老鼠,“舟形水滴”中的人物等,也有以捏塑单独成型的,如一些小型的动物俑、人物俑等。

  元代龙泉窑的纹饰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寓意含蓄,内涵深厚。除沿用传统的带有宗教吉祥意义的云雷、莲瓣、万字、龙凤、如意、八吉、八卦等纹饰外,大量的植物和动物题材开始广泛流行。植物纹以花草瓜果纹为主,如荷花、牡丹、芍药、梅、兰、竹、菊、灵芝、芙蓉、葵花、牵牛花、蕉叶、树叶、藤枝、蔓草、桃、李、葡萄、石榴、枇杷、甜瓜等。动物纹多为飞禽走兽形象,如龙、虎、凤、鸡、狗、马、羊、鹿、鸳鸯、水鸭等,鱼、虫、龟等也很常见。同时文字款亦比较流行,通常在碗盘类器物内底心戳印“金玉满堂”“长命富贵”“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吉”“吉利”“吉昌”“福”“禄”“寿”“禧”等吉语吉词。也有与图案搭配组合的,如在戳印“福”字旁戳印鹿纹,其意为福禄双全。文字款中另有一类为窑场或窑主的记号,如“国器”“清河制造”“项宅正窑”“石林”等,以及如“张”“李”“刘”等姓氏文字。这种文字款表明了当时戳印的广泛使用。值得重视的是元大都遗址及龙泉大窑、源口、安仁口等元代窑址中所发现残器、瓷片上的八思巴文,其内容多为百家姓氏和吉语,有八思巴文单独使用的,亦有与汉字搭配组合的。八思巴文是元朝政府强制推行的新文字,但阻力极大,直至元朝灭亡,其使用范围仅限于官方。从这点看,龙泉窑受到当时政府极大的关注和重视。

  由于元代龙泉窑注重纹饰,因而留给人们更多的信息和更大的认识空间。另一方面,纹饰特别是印贴纹饰的逐渐推广,与元代龙泉窑从薄胎厚釉渐次向厚胎薄釉过渡息息相关,两者异轨同步。显然,薄胎不适宜印、贴和分段衔接,厚釉只会使纹饰变得模糊不清。认识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处于龙泉窑鼎盛时期的元代,其制瓷工艺上的这种演变,以及这种演变对产品的影响,也就更能把握演变过程中各时期产品变化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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