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定青山的“鬼见愁”
带着这种尴尬和内疚，苗锡锦独自来到埋葬他父亲的大龙山上。这山上的岩石缝里生长着一种植物，俗名“鬼见愁”，褐色的枝干、蒿草般的身躯横空悬着，虬曲的筋根从岩石缝里挤出来，严格地说是筋根把岩石挤裂了，即是这样它仍然欢欢喜喜地开着一种嫩白的花，惹得山蝶款款地飞。苗锡锦看呆了，泪水夺眶而出，他第一次看到了什么是极端环境下的生命和生命在极端环境中迸发出来的惊世骇俗的勃然生机。苗锡锦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植物只选择了这种“非人”的环境（肥沃土壤里却找不到它的影子），但那一刻，他却忽然顿悟了“鬼见愁”这个名字的内涵及其所激发出来的那种咬定青山、发奋修志的“鬼见愁”精神……
刨“地花”的老人
大龙山与牛金山之间是浅缓起伏的丘陵地貌，见不到“鬼见愁”，但却遍地生长着水波一样的连天白草。白草是一种优质的引火材料，烧制钧瓷用的引火柴就是它，白草网状嫩白的根须是一种昆虫“地花”的食物。不知道“地花”书名叫什么，但当时在孩子眼里它可是极品美味，我就常常嚷着大人用锄头刨“地花”。你只要看到有人在荒坡上刨挖，一准是在刨“地花”。那年秋天山上来了一位身材瘦小单薄的中年人，起初几个月村人都没太在意，渐渐地他挖掘的方式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他在寻找残破的瓷片，那专注、锲而不舍地挖掘精神令人们吃惊，他在一个遍布瓷片的坑里一干就是一天。饿了，从坑边的草丛中拔几棵山葱，吃一些自带的干粮；累了就顺着坑势躺一会儿，用今天苗锡锦的话说，山葱的味道才是蔬菜世界的大味，它浓缩了山野的精华、雨露的精灵，吃上一口保准你一生都忘不了。就这样，苗锡锦吃着山葱，挥着镢铲……一个雨后的下午，苗锡锦照例来到了坑前，眼前的情景立刻拉直了他的目光，坑底东侧隐约出现了一个空洞口，苗锡锦的心律猛然增高，他意识到一个他梦寐以求的魂萦梦牵的“地花”就要破土而出了。这就是2000在神后镇下白峪发现的唐钧窑遗址，这个发现被列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4年后的秋天，苗锡锦仍然凭借刨“地花”的精神在神后镇下白峪与磨街乡搭界的地方发现了“钧州西吴镇周家造至元七年”字样的残器。这两项考古发现用实物证明了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科学的、有依据的说法，并为《钧瓷志》的编纂工作标明了经纬。
清灯孤影的日子
实际上，早在1984年，许昌行署就依据省政府下发的文件精神，要求编纂《钧瓷志》，神后镇政府选择的主编就是苗锡锦，他当时就已承诺下来，并迅速组建了编辑室，从各瓷厂抽调了一些懂技术、有文化底子的人员组成编委，但经费的严重缺乏和需要大量的考证等技术问题使编纂人员都先后离去，冷清的编辑室就只剩下了苗锡锦一个人，此时，他思绪万千：祖先创烧国宝钧瓷时不知耗费了多少辛苦，许多人连名字都没能留下，如此重要的名窑，连最起码的、简单的历史资料都没有，后人无法传承，就像国家轻工业部的那位领导说的“这是一个怎样的缺憾呀！”苗锡锦思想着，并咬牙发誓，他要肩负起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工程，并且要圆满地完成它。接下来难以想象的工作量使苗锡锦耗尽了心血，因为钧瓷历史久远，许多说法需要考证，像“钧瓷始于唐，盛于宋”的考证就耗费了苗锡锦4年时间，经他手挖刨出的十几万件瓷片，就能说明这一点。由于没有打印机，几十万字的手抄任务，无数次去外地请考古家进行查证、审稿，还要“化缘”筹经费，一系列耗费大量心血的操劳，使苗锡锦花发脱尽，苗老为我们描述说那才是真正的“炼狱”，在这个“炼狱”里他从骨子里认识了司马迁的伟大，并真正走入了他忠于历史的非凡的灵魂。
1999年元月，在市长阎俊超、赵学任以及许多钧瓷匠师的关心和支持下，《钧瓷志》第一版3000册出版发行，并迅速售完；2000年第二版6000册又很快售完。此时，《钧瓷志》石破天惊的影响迅速传向了远方：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说：“这部专业志是禹州文物志和产业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河南省经济志陶瓷业篇的珍贵资料。”全国著名古陶瓷专家、浙江大学教授邓白说：“《钧瓷志》内容系统全面，标志着作者多年的心血结晶，包括考古发掘、艺术特色、烧制经验的情况皆叙述有据，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河南省著名钧瓷评论家田培杰先生说：“在《钧瓷志》一书里，自始至终可以看出不媚上、不吹捧，实事求是的严谨精神，《钧瓷志》人物篇中记载的也都是钧瓷匠师和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谢绝了把‘关注钧瓷的人都入志’的意见。”并欣然写下了《客观真实，岿然独存》的表达5000多字的书评。
这是2007年深冬里的大雪弥漫的日子，我们坐在苗老摆满书籍的书房里，静静地聆听他的梦呓般地叙说，桌上用“鬼见愁”材质做成的镇纸静静地泛着光滑的亮色，《钧瓷志》米黄色的封面让人的思绪飘向岁月的深处。此时，苗老双手托腮，深情地满含忧伤地望着窗外翩翩起舞的落雪，我们知道他的思绪又回到了1943年的那场雪里，那场雪里有他的父亲、有袅袅的香烟，还有他铭心刻骨的莹莹玉玉的豆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