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云辉说他曾在琉璃厂卖过毛笔，那些买笔的书画家留给他的印象是，不爱讲价，总是冲着贵的买。依此推想，跟那些“大方”的艺术家们打交道，生意大有前途。
不知道徐氏兄弟对如今忙于挣钱的书画家的精明程度，是否作出了合适的估计。但追求比毛笔更大的经济利益，也曾经是另一个“华夏笔都”湖州善琏镇里年轻人的创业心思。
在文港毛笔崛起之前，毛笔是湖笔的天下。湖笔的生产中心在浙江湖州善琏镇，但如今，湖笔和那里的纺织、铸造等行业相比，已经很边缘化了。和现在的文港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制约湖笔发展的一大因素是人力投入，随着现代工业的兴起，传统手工作坊式生产的湖笔，因工艺复杂，工作辛苦，收入低微，地位不高，青年人不愿入行，对湖笔缺乏热情，纷纷另谋生路，使整个行业青黄不接。现在善琏镇40岁以下的湖笔专业技工不到10人。
的确，在富庶的浙江地区，要想把当地人力资源吸引到一个经济产出不那么高的传统手工行业，已经很困难了。王建平对记者说，他早就遇不到像他一样在全国各地跑毛笔生意的浙江人了。在人力因素上，这却成了文港的比较优势。
不需要多少启动资金，不需要在外开店，利用农闲时间就可以完成备货，从生意的角度讲，毛笔是一个特别适合文港农村青年创业的行当。
文港镇大约有7万人口，从镇中心区到周边的村落，几乎家家户户有人在外面卖笔。就产量而言，文港毛笔占到了全国的7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制笔中心。文港镇的经济，在南昌进贤县仅次于医疗器械专业镇李渡镇，不能不说是制笔作坊和游商们的一大成就。目前，文港制笔业的年销售额超过15亿，而地方政府的扶持政策也比湖州的湖笔政策更为惠民，文港不向毛笔作坊征税。
文港人应该感谢毛笔，即使不能像王建平们一样一年做着过百万的生意，在家门口当一名笔工也是不错的职业。“文港镇的好笔工的收入每月在4000元左右，普通的也有近2000元。”淳安堂的创始人李小平对记者说。
文港毛笔现在的行情是供不应求，“我们的笔没货可囤，等发货的人在排队，做出来的东西根本不够销。”
“救赎”毛笔
文港毛笔论规模虽已可观，但众多笔庄和游商散乱无序，缺乏一种能体现专业性和品位的地域规范。在工业化面前，这样一个“做不大的行业”要良性持续，更多的需要一种文化抱负而非产业雄心。
2011年12月10日，一个有月食的晚上，记者在文港镇见到了邹农耕。这是一个在文港制笔业内颇受推崇的人物。除了研制毛笔，他还编撰了《文笔》和《农耕笔庄鱼素》两份定期刊物。另一件惊人的事情是，他在地处乡野的文港投资1600万元 筹建了一家毛笔文化博物馆。
邹农耕43岁，文雅素净，善书法，好古琴。他的话题兴趣和其他笔商们迥异，他更愿意谈书画艺术史尤其是书画用笔史。“明代董其昌用的是兼豪，傅山、王铎用的是羊毫；清代王文治、查士标用的是兼豪。”在他看来，一个好的笔师应该像一个既懂听琴又懂弹琴的琴师一样，既懂制笔，又懂书法， “现在大部分的笔师不懂书法，这是个大问题。”
邹农耕对古代毛笔做了大量的实物考察，在尚未开门的毛笔文化博物馆里，将展示他收藏的自元代以来的毛笔。在他看来，文港毛笔还要走一个恢复传统工艺的阶段。在历史上，文港毛笔和浙江产的湖笔、安徽产的徽笔相比，在地位上是有差距的。“湖笔主要士大夫阶层在用，徽笔主要是下层文人在用；江西毛笔则主要满足城乡的非士人阶层的需要，比如账房先生。”到现在，尽管徽笔早已没落，湖笔大幅度萎缩，文港毛笔的地位在迅速上升，但他认为，当代的文港人与古代笔师的制笔水平相比，尚有相当距离。
在文港大道后面一家高门大屋、古风犹存的乡间餐馆里，邹农耕给记者引见了“淳安堂”笔庄的创始人李小平和笔师兼画家李秋明。对于文港毛笔的现代工艺，这两人自有一番见解。
在李小平和李秋明看来，当代毛笔原材料的退化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羊毛是最早退化的原材料。”李小平说。传统上，羊毫的选料是产于江浙一带太湖流域的山羊毛为上品。但近二三十年来，由于气候变暖，以及山羊的产业化圈养，羊毛的质量急剧下降。另一种用来做笔的材料猪鬃，也是同样的原因在品质出现了明显退化。
不需要多少启动资金，不需要在外开店，利用农闲时间就完成备货，从生意角度讲，毛笔是特别适合文港青年创业的行当。
为了弥补原材料的退化，大约二十年前，文港毛笔引进了尼龙纤维。“尼龙的弹性很好，它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原材料退化，而且，尼龙的长度不像狼毫那样受限制，它对文港毛笔的性能促进很大。”李小平说。但另一方面，人造毛尽管推动了文港毛笔在全国的普及，在专业人士中接受度却并不高，因为，尼龙有一个显著的缺点，那就是蓄墨能力很差。
李小平承认，就客观条件而言，原材料的退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如果要达到古代好毛笔的性能，当代笔师必须因时制宜做一些工艺上的调整和探索，这对文港人来说，尚是未竟之业。
这两年，有两个消息听起来对笔商们有利：一是中国书法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二是教育部下文要求中小学恢复书法课。然而，从另一角度看，这两个好消息折射出了某种危机。关于中国书法的身份问题也许有点儿专业：作为一门最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它本应该获得和西方艺术门类平等对话的地位，但“非遗”所彰显的，仅仅是其传统资源价值而非能回应当下生活的艺术，这其实意味着书法要走向当代世界仍然任重道远。至于教育部的书法课程安排，对尚待恢复的制笔传统而言，也是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