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讲，在当今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创作中，总体给人以刚愎自用、挂一漏万、品种单一、目光短浅、视域狭窄、没有灵魂、缺乏全局意识等等的不良印象，其作品已经严重丧失了陶瓷本该天然具有的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其创作走了一条颇为令人费解的越走越窄的“不归路”。这也正是导致景德镇在艺术陶瓷创作上，论传统艺术似乎敌不过自己的祖宗，谈现代艺术似乎又远远落后于外人，在继承和创新两头为难、同时受困的根本原因。处于中国陶瓷界“领头羊”地位的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创作都这样令人难堪，中国陶瓷艺术不被主流艺术认可就不难理解了。对此，景德镇陶艺界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当然，笼统地认为景德镇根本没有陶瓷艺术创作的“自觉”，肯定会导致观点上产生重大偏颇，缺乏学术研究的客观性。毕竟在国内陶瓷艺术界，景德镇的“自觉”者还是最多的，景德镇的“自觉”程度也还是最高的。 并且，景德镇已经拥有不少国际知名的陶瓷艺术家，比如周国桢、姚永康、朱乐耕等在现代陶瓷艺术上的成功探索，又如王锡良、张松茂、邓希平等在传统陶瓷艺术上的成功传承等等。但是，如何全面唤醒景德镇陶瓷艺术家在陶瓷艺术本质美的开掘和追求上、在面对我国极其丰厚的陶瓷艺术传统时视域过于狭隘等方面的集体无意识，进而在中国陶瓷艺术界掀起和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陶瓷艺术复兴”运动，最终 让陶瓷艺术回归到其原本的位置，仍然是景德镇陶瓷艺术创作的当务之急。而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景德镇陶瓷艺术家的 创作能否“自觉”以及“自觉”的程度。
陶瓷理论家的研究自觉，影响着景德镇“三大自觉”的程度。
众所周知，“一史一论”是建构一门学科体系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的前提与条件。就中国陶瓷文化史而言，虽然已有近万年的历史，但十分遗憾的是，从古到今却始终未能产生和形成诸如中国古代之文论、书论、画论等那样丰富的理论和思想体系。1949 年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陶瓷理论的研究力度显著增强，出版有多本大部头的“中国 陶瓷史”以及不少专著，也发表过不少有关陶瓷史论的学术论文。其中，有些已经为时间检验为精品力作，例如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叶喆民著《中国陶瓷史》等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有关中国陶瓷艺术史论的研究与著述仍然十分欠缺，至今仍没有关于中国陶瓷的“艺术史”和“艺术学”等研究专著的出版问世，甚至连相关探讨论文也不多见，都是明证。即是说，前文所述的陶瓷艺术的两大特点，即审美特质和历史特点至今都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即艺术学学科体系仍未建构，则是艺术理论界尤其是陶瓷理论界视域狭隘、思路混乱、缺乏自信等所致。
陶瓷艺术理论研究的欠缺和理论体系的尚待建构之直接后果便是，陶瓷艺术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的主体性的艺术审美体系，这是一直试图成为独立艺术门类的陶瓷艺术所不能容忍和不能接受的。于是，我们很容易发现，在陶瓷艺术界甚至整个艺术界，不得已时人们常常借用绘画理论或雕塑理论、甚至设计理论等来论述和评价陶瓷艺术，其结果必然导致“ 马牛不相及”的怪现象。所有这些，正是导致当下艺术陶瓷 和日用陶瓷低档抄袭有余、成功创新不足的重要原因，是相当多的陶瓷艺术评论文章总让人觉得“神神叨叨”、“顾左 右而言他”且没有方向感、缺乏灵魂的主要原因，是中国陶瓷艺术一直遭到主流艺术体系的质疑和排斥的重要原因，是当代陶瓷艺术在前行中无论继承还是创新都显得步履维艰的根本原因，还是陶瓷艺术在中国广大百姓民众观念中难以扎下“艺术”之深根的根本原因……显然，对于早已成为中国的世界名片的陶瓷，发展到今天竟然连较为完整的陶瓷艺术学学科体系都没有建构，情何以堪？
在中国陶瓷艺术理论研究和体系建设上，作为长期处于中国陶瓷艺术“领头羊”地位的景德镇本应做出较大的贡献。或者说，景德镇理应成为中国最优秀的陶瓷理论家的聚集地、陶瓷艺术研究的中心地、陶瓷艺术的学术交流地。但是，或许受自古以来形成的重实践、轻理论的传统影响，或许受当下市场利益的太大诱惑，整体而言，景德镇对陶 瓷艺术理论研究的重视严重不够、水平整体不高。无论景德镇陶瓷学院，还是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所，虽然它们在陶瓷科技和陶瓷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们连相关的陶瓷文化研究机构和人员都不配备。即使就其擅长的陶瓷艺术研究而论，它们更多的局限在技艺的范畴，而对陶瓷文化中“形而上”部分的关注与研究严重不够。可以说，直至今天景德镇仍然没有形成一支强有力的陶瓷艺术史论研究队伍。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在景德镇，一些学理论出身又以理论研究为职业者，也在市场利益的驱使下，纷纷转行到陶瓷艺术创作上；一些外来的所谓陶瓷理论家，到景德镇时间一长，似乎也有“醉 翁之意不在酒”的味道；至于景德镇一些“拉大旗，做虎皮”的所谓“学术”现象，对陶瓷艺术理论研究，不仅无益反而遗害无穷……显然，景德镇已经变成一口大“酱缸”，一口可以使多数陶瓷艺术理论工作者“变质”的大“酱缸”。毫无疑问，这一理论研究现状与景德镇试图延续千余年之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上继续做“领头羊”的追求，是格格不入、很不相称的。
一定意义上讲，由于陶瓷艺术理论研究的严重滞后，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局限和影响的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创作，也是景德镇延续千余年的陶瓷文化体系中最大的欠缺与遗憾，甚至是硬伤和内伤，进而影响到人们对景德镇作为陶 瓷文化城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客观认识和真实看法。在此，我们必须向景德镇已故著名陶瓷考古理论家刘新园先生，以及屈指可数的仍然坚守在陶瓷理论研究阵地的学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你们已经并必将成为景德镇陶瓷文化发 展史上的真正脊梁而被载入史册！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早已证明，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无异于盲动；缺乏理论素养的城市，必定是跛脚的和残缺不全的城市。今天的景德镇，这座具有上千年陶瓷文化史特质的城市，正是这样一座“跛脚”的城市。在景德镇，陶瓷艺术理论研究的“自觉”已刻不容缓。
陶瓷文化政府的“自觉”，是景德镇“三大自觉”的重要条件。
景德镇与其他诸多城市最大的区别，不仅在于它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与艺术特质，还在于作为它的官方或 政府所必须具有的文化情怀和文化追求。本来，政府就是政府，政府行为并不能等同于艺术创作，也迥异于艺术研究。但是，中国陶瓷发展史告诉我们，尽管近一个世纪以来文化人力量有越来越强大的趋势，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却一直是中国陶瓷文化发展的两支主要力量，而其中官方力量又总是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历史上，虽然我们时常能感觉到，民间力量总是那么强大，并且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与特色，一直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甚至时常还会影响官方的作为，成为中国陶瓷发展史的主线。但是，官方力量却始终处于主导和引领的地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几乎可以说，历史上中国陶瓷文化的每一次发展高峰，无一不是在官方力量的直接主导下产生和形成的，尽管其也有时断时续的特点。从秦始皇兵马俑直至宋、元、明、清之“官窑”都是有力的证明。而历史上的景德镇之所以长期有能力和资格等同于中国，绝不是因为其有千余年的烧造历史，而主要是因为其具有633年之久的官窑史。应该说，这一历史情状在1949年后得到延续甚至放大。景德镇的十大国有瓷厂之所以能于20世纪50年代顺利创建，并能于20世纪90年代被一夜解散，以及景德镇当今诸多功成名就的陶瓷艺术家几乎无一不是体制内人员等等现象都是明证。它充分证明了官方作用在当代同样是一种不可忽视的主导力量，甚至可以说“兴”或者“废”都是官方一句话的事。当然，1949年后甚至可以追溯到“珠山八友”时期，随着大量文化人的大规模地融入陶瓷艺术，文化人力量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陶瓷文化发展中不可忽视的第三种力量。而事实上，中国陶瓷的艺术性不断得到加强，与这支力量的加入关系密切；中国陶瓷文化发展中形成的“三驾马车”并行不悖的现象，也得益于这股力量的产生。但是，我国历史发展的经验和当下的机制体制特点等都已表明，官方力量仍然要远远强大于文化人力量和民间力量，在中国乃至景德镇陶瓷文化发展中处于重要的主导地位，尽管近年来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官方力量有略微走向衰微的可能与趋势。因此，在陶瓷文化的未来发展中，景德镇官方仍然“任重道远”。如何团结、发挥而不是干涉、限制文化人力量、民间力量的作用，如何充分显现官方自身力量的作用，如何在促使陶瓷艺术家的创作自觉、陶瓷理论家的研究自觉等方面的有所作为，都是景德镇官方在陶瓷文化发展决策中的头等大事和应尽之责。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景德镇，所谓的政府或官方的概念也有其特指的内涵与外延。它不仅是指景德镇市各级党政部门及其成员，也是指像景德镇陶瓷学院等这样带有“国”字头和“省”字头的部门及成员。它们共同构成了景德镇的“官方”概念，因而它们都对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健康发展负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义务。
在此，我想通过重温一个中国陶瓷圈内人所共知的对中国陶瓷文化发展史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的所作所为来表述我的观点与期盼：唐英，字俊公，生于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卒于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汉军旗人，官内务府员外郞，值养心殿。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命监江西景德镇窑务，历监粤海关、淮安关。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调九江关，复监督窑务，先后在事十余年……英继其后，任事最久，讲求陶法，于泥土、釉料、坯胎、火候，具有心得，躬自指挥。又能恤工慎币，撰《陶成纪事碑》，备载经费、工匠解额，胪列诸色赩釉，仿古采今，凡五十七种……奉敕编《陶冶图》，为图二十：曰采石制泥，曰淘炼 泥土……曰束草装桶，曰祀神酬源。各附详说，备著工作次第，后之治陶政者取法焉。英所造者，世称“唐窑”……
唐英是谁？唐英从哪里来？唐英在景德镇都做了什么？ 唐英在中国乃至人类陶瓷文化史上的地位怎样？恐怕景德镇人，中国陶瓷界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历史已经证实，唐英在景德镇陶瓷文化史上具有不容置疑的崇高地位，他是中国陶瓷文化史上少有的成大功、立大业并“名垂青史”的文化官员。究其成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或许也是最值得今天景德镇官方深思和借鉴的，恐怕还是唐英内心所长期坚守的两个词：“宁静”和“执着”。宁静可以致远；执着必能成功。毫无疑问，“唐英现象”对今天的景德镇陶瓷文化乃至中国陶瓷文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今天的景德镇陶瓷文化发展，紧迫而强烈地呼唤，能有一批具有文化意识、文化情怀与文化思想并有担当责任心的当代“督陶官”“唐英”们的出现！（本文作者：侯样祥）
侯样祥简介
侯样祥，出生于鹰潭，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198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同年分配到北京工作。长期从事新闻和出版工作。研究方向涉及历史学、科学人文关系学、艺术学、文化发展战略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近百篇，其中《儒学与现代化》等6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摘；出版有《抗日战争史丛书》《中国学者心中的科学人文》《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年鉴》《科学与人文对话》《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我的人文观》等。近年开始研究陶瓷艺术，已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