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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嬗变 再谈元龙泉瓷的辉煌(图)






[日期:2011-04-09] 来源:《收藏》杂志  作者:钟琦 [字体: ]

  元代龙泉窑产品概貌

  元初,产品种类沿袭前朝。随着市场需求日益增大,窑场数量逐渐增多以及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品种层出不穷,各种器型丰富多彩。由于制瓷技艺已相当成熟,各窑场产品虽仍有良莠之别,但质量上的差异明显缩小,已不能像前朝那样用精美器物和大路产品的标准来划分。相比之下,产品的质量差别更多地体现在器物的功能类别和产品走向上,一般而论,陈设类瓷及外销产品质量相对较高,日用类瓷及供百姓大众使用的产品质量相对略次。

  龙泉窑自南宋中晚期起在部分窑场仿照青铜器、玉器、漆器造型制作器物,如鬲式炉、鼎式炉、簋式炉等炉类,琮式瓶、贯耳瓶、胆瓶等瓶类,以及觚类、洗类、盘类等。这些窑场集中于龙泉大窑、溪口一带,所产器物分白胎青釉和黑胎开片两路,以白胎青釉居多。产品流向多为贵族王室,故被后人称为“龙泉仿官”或“龙泉官窑”。出于依样定制的原因或者多用于礼仪祭祀等场合的需要,这些器物在仿制时循规蹈矩,制作上一丝不苟。入元后,黑胎开片一路基本消失,只剩白胎青釉一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时尚的变迁,这类器物的功能由宗教礼仪嬗变为陈设收藏,其产品流向除皇宫贵族等上流社会外还走向文人雅士、豪门富商,更多的则是出口外销。因此,生产这类产品的窑场逐渐增多,除大窑、溪口以及邻近窑场,如金村、岙头、石隆、高际头等均有烧制外,安福、安仁口、道太等龙泉外围的窑场亦有大量生产。器形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们已不需要一板一式地刻意模仿,而是在仿照大致模样的基础上,更多地融入了创造性,实质上已经大大超出仿制的范畴,属于陈设瓷品种的创新。而对于文具、茶具以及一日三餐的碗盘之类的制作,则赋予了更多的变化和创意。

  炉类器物似以继承为主,但器型变得更灵活、更随意。鼎式炉、鬲式炉等的三足增高增粗,器型变得端巧不足,厚重有余。簋式炉器身增高,口沿外翻幅度加大,双耳装饰较灵活多变,如龙耳、鱼耳等多有变化,有些简单得只用泥条、泥片粘贴,为了减少器物变形,提高成品率,双耳也相对缩小。樽式炉器身渐渐变得上大下小,器身刻饰数道宽凸的弦纹或贴花,器底渐凸,三足渐缩,甚至器底落地,三足悬空,这也与适应烧制有关。

  瓶类器物种类十分丰富,产量很高。常见有梅瓶、缠枝牡丹瓶、玉壶春瓶、胆瓶、长颈瓶、琮式瓶、白菜瓶、吉字瓶、双耳环瓶,以及天球瓶、开光八角瓶等。除一些小型瓶外,瓶身或多或少以刻、印、贴等手法饰以花纹,瓶体增高增大,数十厘米高的花瓶大量出现,最高的可达1米以上。

  洗作为文具是元代龙泉窑中较为独特的产品,产量极大,器型变化多端。依据口沿变化,有圆唇、宽唇、敞口、敛口之分;按照腹壁形式,有鼓腹、弧腹、折腹、直腹之别。洗的种类很多,名称不一而足,一般把平底、矮圈足、腹壁较盘深的均称为洗。常见的有双鱼洗、蔗段洗、直壁洗等。蔗段洗因器形如一束蔗段而得名。双鱼洗自宋代起就已出现,但并不流行,其鱼纹多为刻饰。与前代不同,元代双鱼洗十分流行,因此被后人认为是元代龙泉窑的典型器型。双鱼洗形式多种多样,尺寸也各不相同,有外壁光素的,但大多皆刻印莲瓣;内底鱼纹有戳印阴纹的,有贴饰施釉的,有贴饰露胎的;甚至还有双鱼一阴一阳,即一枚戳印阴纹,一枚贴饰阳纹的。某些尺寸较大者有贴饰四枚鱼甚至八枚鱼的,但并不多见。

  盘和碗是元代龙泉窑产量最高的品种。盘类器物普遍器形较大,直径30多厘米到40多厘米的大盘十分常见,最大的甚至可达70厘米。大盘内壁和内底一般均有纹饰,如刻印荷花、牡丹、鱼纹或贴饰云龙纹等。一些大盘还制成花口。这类盘大多制作精细,釉层丰厚,显然不为日常所用,故被人称为“牲盘”,应为宗教祭祀盛置供牲所用。小型盘通常于内底戳印阴纹动物、植物,或贴饰荔枝、团花纹等。有更小者被称为碟,多有花口,碟内印饰蔓草等,元代后期起较为多见,明代较为流行。碗类器物与盘类不同,虽品种繁多,却以大众日用为主,产量最高的为直口深腹碗和翻口深腹碗。直口深腹碗内壁饰一些常见花草,外壁或光素或单线勾勒简单的莲瓣纹。翻口深腹碗一般少有纹饰。较精细的有莲瓣碗,这种碗在前朝十分流行,外壁的莲瓣大多刻饰而成,而进入元代不久,多用印饰代替,因此,其莲瓣相对肤浅,瓣头狭长,瓣脊模糊甚至消失。花口碗和花形碗也较常见,制作相对精细。高柄碗或名高脚杯,又名马上杯,器身属碗不似杯,柄较高,缘于蒙古族在马背上进行礼仪活动时举杯之需,属新创器型。此类产品明代相袭生产,但入明后杯口渐小,腹渐深,脚渐长并分节,有的还将杯身制成六角或八角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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