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记者重点与孙海芳先生探讨了有关出土文物的若干政策性问题：
记者：“据我观察，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的藏品几乎全部都是出土文物，如果严格按照国家《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对这些东西进行买卖都是违法行为，您对此怎么看？”
孙海芳先生坦率作答：“这些出土文物都是我们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很多东西都被外国人买走了，我用我自己搞企业赚的钱把它们买回来、保护起来，有些东西还是花大价钱从香港买回来的，这样做难道还有错吗？”
记者：“省市政府和文物部门对您的这些藏品持什么态度？”
孙海芳：“我这个馆是经省文物局批准注册的，开馆那天，省里的领导和专家都来了，他们给了我很大支持和高度评价。兴建这座博物馆，从征地到办理各种手续，绍兴市政府都给了我很大支持！”
记者：“可是据我所知，浙江省对出土文物交易的打击力度很大，就在不久前，我还从绍兴政府门户网站中看到，上虞市文物部门会同公安、工商和文广稽查大队，对东关收藏品市场进行了3次突击检查。共检查经营户59户，地摊120余摊，查到违法经营户12户，收缴出土文物(疑似)91件……”
孙海芳：“……过去我们只注意对文物交易进行打击，导致许多文物流到海外。很多文物在建筑工地一旦出现，农民工们知道不能买卖，就干脆当场砸烂，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难道我们就不能给发现文物的农民工一点实惠？允许文物在国内流通，避免被人家偷偷卖给外国人，难道有什么不好吗？藏宝于民总比文物流失好吧？就说我这套青瓷兵马俑，如果政府不鼓励文物回流的话，我还会花重金买回来吗？”
记者：“不管怎么说，按照现行《文物保护法》规定，一切出土文物都归国家所有，您就不担心您这么多价值连城的文物有朝一日会被收归国家所有？”
孙海芳：“坦率说吧，我也曾经反复想过这个问题，办这个博物馆，将这么多藏品集中亮相，会不会给自己惹麻烦。可是我不怕，因为把事情想到底，这些藏品，我现在只是暂时保管而已，它们的最终归宿当然是社会，它们是民族、人类的共同财富。纵观中国各个时期的大收藏家，在身后都将文物无偿捐给社会，我们不是唐太宗啊，我们的觉悟比他高多了！”
记者：“您讲得很好，问一个很长远的问题，若干年以后，您会对您的博物馆、您的藏品最后的归宿作何安排？也会捐献给社会吗？”
孙海芳笑答：“我还年轻，这个问题还没考虑……”
采访结束后，孙先生向我透露：“现行《文物保护法》在下一届全国‘两会’上将会有较大的修改，国家文物局去年就在浙江开始了调研工作……”
我不知道孙海芳先生最后一条消息是来自民间“路透社”，还是出自北京那些上层专家之口，但是有一条我敢肯定：许多类似孙海芳这样的民间收藏者，非常渴望国家对于这方面的政策能够有所松动。
如果单纯将嘉兴的俞兴伟和绍兴的孙海芳做一个浅表的比较，难免会让人觉得二者尽管志趣相同，但命运却有天壤之别。但是，如果站在法理的层面上去看，我们又会发现二者的行为价值在内涵上区别并不大，因为依据现行法律，他们都是在“违法收藏”，他们的收藏品大部分都是“赃物”，单凭这一点，他们即便修成“正果”，也不可能得到国家法律的庇护和政府的公认。
■ 发生在中英两地的相似故事
比较法经常会使一些僵硬的结论变得更富于弹性，还有可能为一些钻进死胡同的逻辑找到新的出路。如果说上面两个故事的主人公的命运比较只能带给人们某种情绪上的递进，那么，新近分别发生在中国和英国的两个故事，则会使我们在一种有关法理的比较中获得更多的启迪和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