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上林湖后司岙秘色瓷器窑址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值此之际，故宫博物院联合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慈溪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将于5月23日举办“秘色重光——秘色瓷的考古大发现与再进宫”展览，并召开“秘色瓷考古新发现及陶瓷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为梳理学术发展脉络，重现既往经典研究，《院刊》微信公众号特推出耿宝昌《越窑“秘色瓷”琐谈》、吕成龙《从秘色瓷的涵义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几件越窑秘色瓷器》有关秘色瓷研究的两篇旧文，以增加读者和观众对秘色瓷的了解。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是唐人陆龟蒙《秘色越窑》中脍炙人口的诗句，生动地描绘了越窑秘色瓷釉色青莹滋润之美，也是“秘色”之名的滥觞。由此可知，早在唐代已存在秘色瓷。
      但是，关于“秘色”之含义，古往今来却有多种解释。
      北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录》中写道：“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故曰秘色”。这是认为“秘色”始于吴越钱氏之说。北宋人庄季裕在《鸡肋编》中写道：“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这是将龙泉青瓷称作“秘色”。南宋太平老人在《袖中锦》记有“高丽秘色”。金人赵秉文在《汝瓷酒樽》称汝窑青瓷为“秘色”。明人著《玉芝堂谈芸》写道：“吴越时越窑愈精，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此外，关于“秘色”的含义，还有指为湖田窑影青的说法。
      20世纪40年代初期，有古玩业者明确指出，唐至五代时期的浙江省余姚上林湖越窑所烧造的青瓷即为秘色瓷。笔者于1937至1948年间在上海的古董市场，曾见到大量的越窑器，器型有葵口碗、盘、洗、划花盖盒、长颈瓶等。其中，部分瓷器胎薄体轻，釉面温润青翠，若同“千峰翠色”的精品，后辗转流入北京市场。这些器物多配有精致襄匣，签书“唐秘色窑葵花瓣口浅碗”、“唐秘色窑八棱长颈瓶”等。这些20世纪40年代初被认为的“秘色瓷”与20世纪60年代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在浙江省余姚县上林湖等地采集的标本，以及1987年陕西省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的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4年）出土的秘色瓷器（有“物帐”标明）完全一致（图一）。这些考古标本与出土文物再次证实了“秘色瓷”实为唐至五代时期越窑青瓷之上品。 
法门寺出土葵口圈足秘色瓷碗 《法门寺文物图饰》页275
      笔者认为，由于秘色瓷的影响及追摹秘色瓷的其他窑场产品给人造成了混沌与困惑，所以社会上长期流传着种种异说。唐宋时期对外贸易兴盛，生产的瓷器行销世界，影响深远。是时，我国的陶瓷技艺传入高丽。高丽国开始仿造中国瓷器，其中仿造的青瓷几欲乱真。北宋人徐竞曾于宣和五年（1213年）在《奉使高丽图经》书中记载“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唯此物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抵相类。”从目前见到的实物看，情况的确如此。如韩国国立博物馆收藏的高丽青瓷八棱长颈瓶（图二），虽有素面、暗刻与嵌黑白花几种装饰，但造型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八棱长颈瓶相类（图三）。 
高丽青瓷八棱长颈瓶  韩国国立博物馆藏 
法门寺出土青釉八棱净瓶 《法门寺文物图饰》页274
      除高丽造器颈略为细长，口沿下多一小扣，素面器几可乱真。又如1980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于南苑发掘的金大定二十四年（1984年）墓，出土一件青瓷葫芦形执壶（图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