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三年是孙瀛洲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故宫办了展览， 吕成龙陪着师傅耿宝昌老先生到展室去， 入口有扩放很大的孙瀛洲先生照片。孙老一九六六年去世，是耿先生的师傅， 吕成龙便陪着耿先生在孙老的大幅照片下合了一张影， 就当是我们三个一起合了影。　　
　　吕成龙 一九六二年生人瓷器研究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器物部副主任
　　故宫文华殿里的陶瓷展正在进行，展品依墙、按不同时期排列，灯光明亮但并不刺目。一部中国8000年的陶瓷发展史完完整整地摆在观众面前。旧日的宫殿在建造时并不会考虑千年之后的需求，但是陶瓷馆已经像一个专业的展馆。一手策划实施这一切的吕成龙解释，灯光用了光纤照明；内容补全了以前明代正统、天顺、景泰这三朝的空白期以及明末清初的转型期；展品全部靠墙摆，留出人群流动空间，“没有东西挡着了”；增加了多媒体展区，作实物展览的补充，一切都与时俱进。
　　解释几个“不一样”用不了几分钟，几分钟背后是长达数十个月、许多人共同为此付出的努力。主持新陶瓷馆的吕成龙的办公室离那里并不远，窄长的空间里堆满了各种陶瓷研究的书籍，有一面墙贴着的照片记录了他从景德镇陶瓷学院毕业以来的人生轨迹。书架上钉了一张小画，仔细一看是吕成龙本人的速写，形神俱佳，生气勃勃。　　 
吕成龙、朱东明、耿宝昌、朱文立

考察窑址
　　古器物部陶瓷组的库房搬迁用了3年时间，其实没什么令人大惊小怪的，亲自从东到西走一趟，就明白紫禁城为什么能叫“城”。带着同事拉了3年车的吕成龙对这段经历印象深刻，几万件瓷器，只用推车，从九龙壁拉到西华门。并确保车上价值连城的瓷器万无一失。这“万无一失”的标准让事情变得相当不容易。
　　“搬之前，从库房里把东西取出来，在院里擦拭，然后重新包好—先包纸，再包绵垫，然后装车，走过去有两站路。这项工作辛苦是辛苦，也有一个好处，能接触大量实物，在搬运过程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和学习过程。”
　　这些事情吕成龙都记着，包括他主持的新陶瓷馆开展，都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节点。在过去20几年里他实地考察了30多个窑址，拍的上千张照片都仔细保存着，拿出来翻看时，当时捡窑片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古陶瓷研究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到窑址去考察。去窑址是件很苦的差事，都是在偏远的山沟里，去一趟回来都蓬头垢面，鞋子里全是土。捡瓷片还会把手刺破。但是我们依然乐此不疲，就是为了去窑址亲身感受。如果要能捡到一个瓷片标本，那股子兴奋劲儿是终身难忘的。”所以，“别人捡的拿回来给你”与“亲自捡到亲自看”的境界与收获都不同。吕成龙据此将考察窑址作为工作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宁夏灵武窑的考察本不是特意去，故宫出借过文物给宁夏博物院搞过一个展览，吕成龙要带队过去把文物取回。他想起这里有个灵武窑，故宫还没有专家亲自考察过。这一定要去！吕成龙打定了主意。那是2004年11月23日，吕成龙手里的照片精确记下了令他兴奋不已的重要日子。
　　当时的场景很壮观，窑址的破坏不严重，漫山遍野都是瓷片，吕成龙那次采集了很多重要标本—故宫本有100多个窑址标本，唯独缺少宁夏灵武窑的。宁夏之行带来意外的惊喜，填补了故宫窑址标本的空白。“其实鉴定经验的积累，都是在这些实际工作中积累的，包括陈列保管，包括去调查窑址。要在具体实践当中积累鉴定经验，必须是这样。”
　　吃苦耐劳的耿先生
　　吕成龙手里有张珍贵照片，可以称之为“我们仨”。2013年是孙瀛洲先生诞辰120周年，故宫办了展览，吕成龙陪着师傅耿宝昌先生到展室去，入口有扩放很大的孙瀛洲先生照片。孙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