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谦卑而傲慢，立身维小而为钧维大；他的陶瓷，庞杂而至简，婉约而至定，传统而时尚；他是钧瓷界的“异类”，甚至是钧瓷的“叛徒”，但他创烧的钧瓷道玄钵，被通古今中国陶瓷之变的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耿宝昌先生誉为“划时代的作品”。
    他，就是刘家钧窑掌门人刘建军。
    在神垕乃至禹州，关乎刘建军，可谓毁誉参半。誉者赞其为“立德，立言，立行”的楷模，是“大师中的大家”；毁者蔑其为手紧而吝啬，是钧瓷的“异类”。
    毁誉之评，往往全是对刘建军的德性与为人的“审判”。当面对其陶瓷作品时，无论毁者、誉者，往往都会竖起大拇指，赞誉有加。也因此，他成了钧瓷界获奖专业户。论奖项之高之多，罕有匹敌。
    也许誉者“潜伏”某种期许，毁者“夹杂”某种祈望。在钧瓷界，刘建军是个“人物”，不言而喻。也许，他们都寄望刘建军能够顶天立地。
    刘建军的钧瓷，大都是瓶瓶罐罐，偶尔间杂一些夸张变形的“流行钧瓷”，做工精微，都是不坏的瓷器。仔细观察，能够发现其钧瓷的好；放眼一观，其钧瓷还难以跳出禹州钧瓷的当下固巢。
    一件外黄内青的钧钵似乎改变了这当下的“固巢”，“道玄钵”可谓至美、至纯、至简、至定的新品。据钧瓷鉴赏家王丰硕介绍，这个“道玄钵”，徐光春书记（河南省委前书记）怜爱有加，耿宝昌先生称之为“划时代的作品”。
    一件钧瓷，能让内行、外行都去怜爱，自然就是一件好的钧瓷。通晓古今中国陶瓷之变的耿宝昌先生赞其为“划时代的作品”，不是奉承之辞，恰恰切中肯綮。无论哪个领域，“划时代”者总是不凡之才。刘建军自有不凡的学艺历程和天赋。
    1952年刘建军出生在神垕的钧瓷世家。“父亲刘振海是禹县（禹州）钧瓷二厂技术副厂长，七级工，拿64.25元的工资，在厂里领的是最高工资。”刘建军说，“但那时‘七级工，八级工，赶不上社员一沟葱’——加上我们兄妹五人，一家7口，自然过得异常寒苦，住在一间20平方米的房子。床底下都是人，晚上解手，都是迈过这个，还有那个。”
    其实，家里住房紧张，刘建军从小都喜欢到街上去“混”，到父亲的厂里去玩。“看得多了，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学着用泥捏毛主席像章、用电炉烤毛主席像章。”刘建军说，“1968年，刚满16岁，初中毕业，就进了父亲所在的钧瓷二厂。”起初，他在实验室搞高压电瓷实验：“恶补陶瓷工艺美学，最后实验成功了，烧成了高压电瓷，但还是搞不懂到底怎样弄成的。”1972年，禹县（禹州）各大瓷厂已经开始研制、恢复钧瓷生产，刘建军渴望父亲能让他到实验室搞钧瓷的造型与釉色研究。但是，父亲却硬要他烧窑。烧窑，苦不堪言。一窑烧下来，二三十个小时；每隔15分钟，添煤一次，又脏又累又苦。
    开始烧窑，刘建军创下了连烧17窑的失败记录。无奈，他只好从头学习。他到卢振兴那儿，看了一个星期；他到刘国安那儿，又看了一个星期。学习卢振兴、刘国安的经验，结合自己的情况，刘建军迈过了烧窑这道坎儿。这窑，一烧就是8年。直到1980年，刘建军调任二厂技术科担任副科长，负责釉面砖研究；1983年扶正，成为技术科科长。
    “其实，‘寒鸦归林’挂盘是1974年烧出来的。烧成后，就扔到了仓库里。直到1983年二厂要在中国工艺美术馆搞展览，这才想起了那个挂盘。”刘建军说，“几个人费了很大的劲才扒了出来，看来看去，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巧夺天工’。姚雪垠先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