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叶宏明，在1958年从天津大学化工系硅酸盐专业毕业，就分配到浙江省轻工业厅工作。第一个任务就是周恩来总理布置的：恢复龙泉青瓷，让国宝复活。
    龙泉青瓷始于南北朝时期，兴于北宋，盛于南宋，以“青如玉 明如镜 声如磐”著称于世。其中又以哥窑和弟窑最为著名，可惜哥窑在1279年南宋王朝覆亡时就失传了。老厅长翟翕武带着父亲在龙泉的崇山峻岭遍访老窑人，挖掘古窑址。将找到的古瓷碎片拿到北京及上海测试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能，研究多种配方，他们在树皮搭起的工棚里反复试验，当时仿古试验小组中最年轻的成员，是年仅15岁的学徒工徐朝兴。父亲在中科院的周仁及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和轻工业部李国桢等老专家热情指导下，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1959年国庆前夕，将接近古瓷水平的300多套弟窑茶具、花瓶送到新落成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在国庆招待会上就是用这些青瓷杯招待外宾的。弟窑恢复成功后，父亲又着手恢复哥窑。
    哥窑釉面开片，紫口铁足，釉色青灰淡雅，金丝铁线或金丝银丝，质地比弟窑更讲究，恢复难度更大。幸好故宫陈万里忍痛割爱，贡献了自己收藏的一件宋瓷，让我父亲将其表面的青釉刮下做科学分析。在上千次试烧期间，正遇上三年自然灾害，父亲他们忍饥挨饿，克服了肝病水肿等一切困难，1963年4月，哥窑这一圆寂700多年的国宝终于被父辈们复活了。新产品古朴典雅，晶莹滋润，紫口铁足，釉面呈冰裂纹、蟹爪纹、牛毛纹、金丝银线布列其间，与故宫藏品完全相同。
    弟窑哥窑先后恢复成功后，正当我父亲将目光瞄向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南宋官窑时，众所周知的十年文革使一切理想都成了泡影......转眼到了1973年六月，我年仅22岁的三叔叶国珍，面对家乡福建莆田地少人多无法就业的困境，北上杭州投靠长兄（即我父亲）谋求出路。而当时的杭州同样就业不易，父亲托关系送他去金华古方陶瓷厂学习最原始的陶器制作工艺，由于三叔是69届文革初中生，对陶瓷的理化知识当初可谓一窍不通，干了一年多后因工厂满员被迫回杭。正当三叔心灰意冷打算回老家种田之际，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父亲的好友——杭州瓷厂的边坤永书记（正是这一拉，冥冥之中为若干年后的陶瓷界，造就了又一位陶艺大师）伸出援手，安排他到杭州瓷厂做临时工。文革后期的1976年百废待兴，在党的拨乱返正方针指引下，父亲可以公开地重操旧业，将他这几年来在五七干校劳动时，夜晚偷偷纸上谈兵的南宋官窑研究付诸行动了。
    南宋官窑——相传公元1127年宋高宋南渡建都临安（即今杭州），置窑于修内司，在今杭州凤凰山，沿袭旧制妨烧，也叫修内司官窑。后又于杭州乌龟山郊坛别立新窑，窑址范围甚大。郊坛下官窑烧造的青瓷，胎薄——呈灰、褐、黑三色；施釉厚，多达三至四层，以粉青色釉最佳，晶莹润泽，犹如美玉；釉面多有纹片；器口和底部露胎处，呈灰或铁色，称为紫口铁足。官窑瓷数量严格控制，烧制过程稍有瑕疵，宁毁不滥。成品专供宫廷使用，或馈赠达官显贵，外国使臣。           
    为了寻找生产官窑的紫金土，却整整花了一年多时间。史书对官窑原料的记载，《遵生八笺 》仅寥寥数语：其土紫，故足色如铁，时云紫口铁足。父亲和三叔他们开始试验时所用瓷土：从绍兴花街瓷石、诸暨大悟矿瓷土、湖南平江长石及湖南桃花泥、安徽祁门瓷土、广州高州长石......一共五十多种瓷土，分别进行七十二道复杂工序的烧制，均未获得园满成功。真可谓路漫漫兮吾将上下求索！经历了四百多日的寝食不安后，父亲想到了南宋当时交通并不发达，取材肯定因地制宜。为此，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凤凰山将台山玉皇山......在一个倾盆大雨的春日，乌龟山脉源头洞隙中，一股紫色的水流为父亲打开了幸运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