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论文的方向。这就是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对一个较短时期、一个窑口器物的生产背景、产品种类和特点、产品的流布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深入研究。
这个方法是结合了大学和博物馆不同的科研特点，运用大量的文献和实物资料，所得出的结论不仅仅是关于器物的，也包括当时景德镇的社会历史背景、经济状况等，对于判断当时产品的性质有很大的帮助。学位论文《景德镇窑明洪武朝瓷器研究》还分别以“明洪武朝景德镇瓷业研究”和“明洪武朝景德镇瓷器研究”发表。
 
2004年7月陈克伦与汪庆正先生一起在伦敦大英博物馆考察“亚历山大”碗
以后，无论是因为研究需要提看文物，还是接待同行、客人观赏文物，汪先生都让我一起参加，这样接触实物的机会就更多了。1990年10月，我从复旦大学正式调入上海博物馆工作，除了每周回学校上课之外，我在汪庆正先生的指导下，用全部时间投入文物工作。认识上博全部陶瓷文物收藏，是从阅读珍贵文物(国家1-3级品)藏品卡开始的，这样的好处是既熟悉了藏品，又了解了藏品卡中的鉴定意见，其中有的藏品卡非常详细地记录了早年征集时各位专家不同的鉴定意见。
汪庆正先生对于学术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他反对没有证据而在论述中加入个人的主观臆想，如“我认为……”等等。有时为了证明他的观点，还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文物进行检测，进行数据比较，以科学的结论加以旁证。
北宋官窑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记载，北宋官窑在河南开封，但至今尚未发现窑址。由于寻访一直没有结果，于是有学者认为文献记载的所谓“北宋官窑”实际上就是汝窑，对此，汪先生始终持反对态度。1999年夏天，河南有人把在汝州城内张公巷一处建筑工地发现的青瓷标本送来上海请汪先生鉴定，汪先生看后大吃一惊。
这些标本釉色淡雅、清亮，釉面无开片，底足多见平切垫烧。从标本胎土细腻纯净、造型制作精良等特点看，张公巷窑址的产品绝非一般民间生活用瓷。它们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4件相传1940年代河南开封出土的“北宋官窑”标本无论在胎釉、造型、工艺等方面都完全一致，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亚历山大碗”也基本相似。
张公巷窑发现之后，有学者认为窑址距清凉寺汝窑窑址不远，应该属于汝窑的一支;考古发掘者则从窑址中发现有金代、元代的标本，认为张公巷窑的年代属于金代或者元代。为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汪先生把上博收藏的标本和张公巷窑出土的标本一起交给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进行科学测试，结果发现两者胎、釉的化学成分类同，可以认为是同一个窑址的产品。
由于开封(汴京)是北宋的国都，汪先生认为那几件青瓷标本器型大、造型规整、釉色清亮，有可能是北宋官窑的产品，如果确是如此，那么张公巷窑的发现就有可能解决仅见于文献记载而不见实物的北宋官窑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2004年7月，我与汪先生等一起访问大英博物馆，特地请英国同行拿出其珍藏的“亚历山大碗”仔细观摩，这是一件目前所见唯一与张公巷窑及上博开封标本特点基本一致的完整器。它的流传是否出于宫廷不得而知，因此北宋官窑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
以后我继续研究汝州张公巷窑与清凉寺汝窑的关系，与汪先生一样，除了利用考古资料之外，还利用科技手段测试清凉寺汝窑、汝州张公巷窑和上博青瓷标本，得出的结论是：张公巷窑与上博青瓷标本的胎、釉化学组成，不仅常量元素基本一致，而且可以判断原料产地的微量元素也相同;它们与清凉寺汝窑则存在较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导致了两者在外观上的不同。
虽然两地相距约40公里并不远，但是产品有明显差别，严格地说还不能归为一类，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汪先生的判断。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