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相信“盛世收藏”的鬼话，那只是富人们的游戏，是祸害穷人的精神鸦片。历来的大收藏家多半是“乱世英雄”，民国时期的张伯驹、文革时期的马未都，就是人尽皆知的事例。都说文人祸国，编造此等鬼话又何止一处?有如“盛世修史”，谁读过盛世“修”出来的真实史籍?强说“真史”，顶多只不过是一部明星们骚首弄姿的“写真集”罢了。
 
　　尽管伟大的数理家阿基米德遗憾地没把最后一个圆圈画在黄河文明地，尽管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的标志物计算机也与我们的珠算革命失之交臂，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在算术上低能。恰恰相反，数字代表了我们这个国度的生存智慧，甚至成为每一个公民在不同时代的荣辱标尺。
 
　　千百年来，拥有田地、房屋等财富的数字大小，决定着中国人的生存地位，富者为贵做主子，贫者为贱当奴才;
 
　　新中国建立之初，决定人们生存命运的数字发生第一次反向运动——拥有财富的数字越大越反动，城市里的资本家、富商，农村里的富农、地主，均沦落为新中国的专政对象。反之，谁最穷谁最革命，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村里的贫下中农成为革命的主力军，翻身当了新中国的主人;
 
　　几十年后，财富数字的政治含义再一次被逆向颠覆——“谁富谁光荣，谁穷谁狗熊”!万元户、亿元户，直至福布斯财富榜上的中国富豪，成为中国社会的新贵，他们用手里的钱承包了地位和荣耀，让那些世世代代渴望“均贫富”的农民与城市无业者眼睛里滴血、心里着火，不得不盲目地攀权比富。因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光宗耀祖，只要有了钱就能够过上城里人一样奢华的生活。为此，身无分文的农村无产者们为了让儿子风风光光地娶门好媳妇传宗接代，为了使自己的房屋层高不输邻家的风水，为了成为光荣的“万元户”，只有弃义图财，舍命一搏去从事各种冒险活动，管它黑猫白猫，什么行当来钱快就义无反顾地去干什么。
 
　　上世纪九十年代成立的中国拍卖公司，为中国千千万万致富无门的普罗大众打开了一扇暴利之窗。成交价一浪高过一浪的文物交易，鼓舞着城里人争先恐后地四出淘宝。由此，一轮空前旷世的全民收藏热迅速在城乡蔓延，给一些温饱堪忧的农民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为了满足城里人没完没了的淘宝热，也为了满足自己发家致富的欲望，一些人不惜掘坟盗墓、制假卖假，从祖宗的坟墓里或玩弄城里人的智能游戏中，去攫取改变命运的第一桶金。只要没进班房，他们为此付出的成本几乎为零。不幸的是，他们用零成本去与城市收藏者博弈，但却真真切切地让中国社会整体去为之买单。下面一组数字可以佐证：
 
　　近30年，中国境内集结了收藏大军8000余万(中国收藏家协会估计有1亿收藏者)盗墓大军约10万人众(社科院学者观点，《今日美国报》刊载。官方指出此数据不实，偏多。民间说此数据不全面，偏少);
 
　　近30年，出土、散落的地上地下文物约4亿件以上(按8000万收藏者为基数，平均每人藏有6件出土文物计算。在记者的调查对象当中，个人收藏的此类文物远远超出此数。典型案例读者可以参考本书第一、第七章相关内容);
 
　　近30年，被盗掘、基建私分古墓约200万座以上(笔者根据民间收藏数字保守推算;2005年国家文物局公布被盗古墓20万座;民间普遍认为：远远不止;考古工作者则强调：“十墓九空”);
 
　　近30年，走私出境文物约6，000万件左右(按照海关5%抽查扣留数和海关人员“查一漏十”的说法计算。官方数据不详，民间普遍认为上亿);
 
　　近30年，流散民间的文物数量约为全国(国营)博物馆藏品总数的33倍。走私出境的文物数量约为40座北京故宫的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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