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的追求不再像以前那么高,弹琴由境界流于趣味。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弈棋尽可消闲,似难借以行乐;弹琴实堪养性,未易执此求欢。以琴必正襟危坐而弹,棋必整槊横戈以待。百骸尽放之时,何必再期整肃?万念俱忘之际,岂宜复较输赢?常有贵禄荣名付之一掷,而与人围棋赌胜不肯以一着相饶者,是与让千乘之国而争箪食豆羹者何异哉?故喜弹不若喜听,善弈不如善观。人胜而我为之喜,人败而我不必为之忧,则是常居胜地也,人弹和缓之音而我为之吉,人弹噍杀之音而我不必为之凶,则是长为吉人也。或观听之余,不无技痒,何妨偶一为之,但不寝食其中而莫之或出,则为善弹善弈者耳。
    这段文字,是被李渔放在该书的“颐养部·行乐”中的,这部分内容,讲的都是在四季如何行乐、如何随时即景行乐、如何坐睡行立饮谈沐浴、如何看花听鸟蓄养禽鱼浇灌竹木,简言之,便是如何让自己快活享受,不要累着自己。这分明受明清以来世俗享乐洪流的影响,或许也可以称之为人性的一次自觉,但其精神的高度和深度显然与魏晋时人无法相比。
    《文会堂琴谱》中将弹琴的讲究归纳为“五不弹”、“十四不弹”及“十四宜弹”等。“五不弹”为:“疾风甚雨不弹,尘市不弹,对俗子不弹,不坐不弹,不衣冠不弹。”“十四不弹”为:“风雷阴雨,日月交蚀,在法司中,在市廛,对夷狄,对俗子,对商贾,对娼妓,酒醉后,夜事后,毁形异服,腋气臊臭,鼓动喧嚷,不盥手漱口。”“十四宜弹”则为:“遇知音,逢可人,对道士,处高堂,升楼阁,在宫观,坐石上,登山埠,憩空谷,游水湄,居舟中,息林下,值二气清朗,当清风明月。”
    这些讲究,总而言之,是以静雅、洁净为基本要求。不过,其中有的讲究似乎有点经不住细致地推敲。如若按此,则嵇康临刑索琴弹《广陵》、阮籍醉弹《酒狂》就是不合要求的了。事实上,有许多琴曲都有不平之气,要求琴人不平则鸣。
    弹琴要择地择境,其实还是对心境、对自己的要求。良辰美景的讲究,旨在让心思安静清爽。如果地清景美而心不宁静,目的也不能达到。相反,如果心思清静平和,再喧嚣的地方,依然可以心不旁骛地弹琴。如果没有清静之地便不能弹琴,那么这种心态本身就有点问题。陶渊明说得清楚:“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远、心静是关键。
    弹琴的讲究还包含对听琴者的要求。有许多琴人可以在一般的地方弹琴,但决不愿意坐中有俗耳。如果眼前没有好山好水,他们宁肯自己弹给自己听,也不愿意弹给不懂琴甚或庸俗粗鄙的人听。这里既有自命清高的孤傲,更有对知音、对心思能为人所知的盼望。
    琴史上不愿为庸人弹琴的事迹很多。东晋名士戴逵是个学识渊博、众艺兼擅的艺术家,弹得一手好琴。但他无世俗名利之想,有高蹈出世之志。皇帝因他的才学多次征召他为官,都被他拒绝。太宰司马请他弹琴,戴逵把琴摔碎,明确表示不愿为王门伶人。戴逵的儿子戴勃、戴也是弹琴名家,也都是隐遁之士。中书令王绥有一次带着一帮人造访戴勃,戴勃正在喝豆粥,王绥说:“听说你琴弹得好,弹一曲听听。”戴勃毫不答理,继续喝他的豆粥。王绥衔恨而去。唐宋时期,有不少琴人成为宫廷、皇帝的琴待诏(即以弹琴技艺为皇帝服务的人)。这些人尽管也是为了讨生活而弹琴,但大多洁身自好、不卑不亢。
    因此,说到底,弹琴的讲究还在于弹琴者的“心”,虽说有“地不清则心不静”的道理,但如果内心清澈宁静,则会“心远地自偏”,得大自在。
    心是弹琴的根本,只有根本厚实,才有可能传达出有价值的内涵。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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