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窑是中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瓷器产地在河北省曲阳县，因曲阳古代属定州所辖，故所产瓷器为定瓷。定窑创烧于唐，兴于北宋，衰于元，是中国北方烧造几代而影响深远的一个瓷窑体系。以生产“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的白瓷而名闻世界，曾被进贡宫廷作为御用品。历史上的宋金之战，遂使风靡天下的定瓷毁于一旦。从此，这一瓷中瑰宝香消玉殒，淹没在800年历史长河中。

 

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提到中国定瓷一事。在周总理关怀下，中断了800年之久的定瓷得到了新生。
    1972年以来，在周总理关怀下，定窑开始着力恢复，陈文增先生就是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定窑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陈先生从事定窑研制生产20余年，先后于《中国陶瓷》、《河北陶瓷》等一些国家级刊物中发表论文10多篇，定瓷作品屡获国家级大奖。现为河北省曲阳定瓷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享受政府津贴优秀专家，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由此而知，在他手中能有一部40余万字《定窑研究》论著问世，也就不足为怪了。
    陈文增先生研究定窑成绩卓著，在中国古陶瓷界早已闻名遐迩。第一次与陈先生见面是1997年10月在石家庄召开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年会上。在那次接触中，我发现他不多说话，很沉稳，属内向性格，但却透露着睿智和刚毅，这是我对他最初的印象。没隔几年，他把一摞厚厚的《定窑研究》书稿寄到我的案头。读《定窑研究》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郁的定窑文化气息，从中感觉到研究者的艰辛以及技术与工艺的沉甸甸的分量。因而更加钦佩陈先生非凡的艺术才华和坚强毅力。当前各种陶瓷书籍可谓不少，但大多属考证沿革与鉴定鉴赏之类。而陈先生所著《定窑研究》则着重工艺技术、生产制作。内容涉猎定窑古今生产诸工序，且论述严谨、见解独到。尤其作者能站在中国大文化的历史高度，纵论定窑今昔变化，远瞻定窑未来科技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史料价值和艺术参照。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定窑研究》通过试制生产，总结出一系列工艺理论，其引古论今，考证翔实，文字严谨，敢于否定本本和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荒芜浩大的古定窑址，陈先生铁靴踏破，揣摸推敲，并经百以千计的试验，终于弄明白了宋代定窑在窑具设计、装窑烧窑及仰烧覆烧等方面的诸多问题(见《定窑匣钵、架支设计艺术及其功用》)。在定窑烧技上，陈先生提出不同产品之科学的烧成曲线，认为这个烧成曲线必须符合产品自身的烧成规律，规定了烧成的缓烧、速烧、恒烧三大阶段的特性和烧成技巧。提出“定窑烧成按照自身特性，建立起一种规范。首先依所具有的最高熔点为限制，焰火有效控制在这个极限之下”(见《定窑窑炉及烧成艺术》)。关于色定问题，陈先生不囿成法，能于众说纷纭中探索其科技与艺术真理。有学者认为，黑定、紫定、红定为专门釉色配方形成，而陈先生根据反复实践提出，“世传黑定、紫定、红定之说，并非色定中有这专门釉色(配方)，而均为特定烧成气氛条件下的黑釉窑变”(见《定窑概论·火烧三昧》)。
    陈文增先生从研究分析入手，以古代定窑艺术验证当代定窑风格。在《定窑丛考》中，陈先生对庞大的定窑遗址进行了踏勘和考证。提出宋代定窑是“官民同步发展”时期，从而形成宋代定窑的鼎盛和繁荣，并对宋代成型工艺之“拉坯成型”、“刻花手”等进行了研究和民间调查。在《定窑文化特征及工艺形成》中，有条有理、全面深刻地提出和解释了定窑呈色、淋釉(泪痕)、刀线、芒口、手工味、豁口、跳刀纹等一系列工艺与技术问题，从而印证和演绎出当代定窑生产的诸工艺技法，从实践和理论上与古定窑得以殊途同归，获得定窑艺术风格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