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锡贵认为自己对于彩绘的热爱，有种超乎寻常的情结，那是天性使然，她热爱所有美的事物，彩绘实现了她对美的向往。正是对于创作美的渴求，促使她在釉上彩绘中展现自己的才华。虚心与好学帮助她一步步完善专业水平，嵇锡贵的彩绘技艺便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培养出来的。1983年，全国日用细瓷茶咖具同行业质量评比中，她的作品粉彩盖杯《花卉》获优胜产品奖；同年，全国陈设瓷同行业质量评比中，黑地绿彩小碗《牡丹图案》获优胜产品奖。她好学钻研的特性，让她的技艺之路更为宽广，正是因为没有程式化的框框的约束，她可以更好地发挥她的绘画天分。 
1983年作品黑地绿彩小碗《牡丹图案》
    嵇锡贵认为学习传统，是掌握陶瓷彩绘技艺的基础。诸多的陶瓷彩绘手法是根据材料、审美等因素的变化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彩绘瓷器除了青花和釉下彩，几乎都是在瓷胎上进行彩绘，故又称为釉上彩绘，再进行第二次的低温烧制。这种在成瓷后进行加工装饰的工艺，可以绘制出极其精细而工整的画面，并且烧造相对稳定。在中国陶瓷史上，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是釉上彩绘瓷极为发达的时期，这个阶段对御用瓷的要求是“龙凤花草，要各肖其形容，五彩玲珑，务极其华丽”。这些文字的阐述，代表了一种审美的倾向，这一时期对于精美、瑰丽、纤细、绚烂的追求，使陶瓷的装饰极尽繁缛奢华。瓷上的彩绘迎合了这种艺术趣味，带着浓郁装饰性的手法，被称为中国的“洛可可”式的艺术风格。精美的工艺似乎达到了一种极限，工巧的技艺与华丽的装饰，的确让人有种惊艳之感。《陶说》里写道，瓷器的纹饰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锦缎，二是写生，三是仿古，四是洋彩。因此，中国陶瓷彩绘继承传统的同时还受西方绘画的影响，这是陶瓷史上一个多彩的时期。
    由于着重于画面的描绘，清代开始许多的画坛名家参与了瓷画的设计，比如民间流传的宫廷画师郎世宁以及在清代的官窑里会集的一大批艺高绝伦的画匠，专门临画名家的作品。此外，由于清初局势的变更，一些民间画家沦为工匠，也为瓷器彩绘带来更多风格的绘画技法。“康熙彩画手精妙，官窑人物以《耕织图》为最佳，其余龙、凤、番莲之属，规矩准绳，必恭敬止，或反不如客货之奇诡者。盖客货所画，多系怪兽老树，用笔敢于恣肆。”从《陶雅》的这段评说中，可以知道，官窑与民窑画风的区别以及服务于各个阶层的不同要求。
    当中国绘画与瓷器工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陶瓷就形成了集瓷艺与画工为一体的生产特性，吸了画家的参与。一方面瓷业的兴旺为画家提供了创造机会；另一方面画瓷画是一个较好的谋生手段。这种自由而感性化的瓷上彩绘更为人性，画者寻到了自己的语言，观者得到了美的感受，于是，双方产生了共鸣，其价值也由此而体现。自民国以后，江西周边省份的画家，如安徽画家金品卿、王少维，浙江画家田鹤仙等，纷纷来到景德镇。他们把中国绘画技法融于瓷器的绘制中，同时也把文人的意识理念带入进来，提倡瓷器彩绘形式的改良，并且得到许多艺人的拥护，影响极为深远。这些以画为本的艺术家，不限于拘谨的宫廷瓷艺的精细、工整、匠气的特性，而注重表现艺术自身的意趣，以及恬淡而富有境界的文人气。由于受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影响，这种清新而儒雅的瓷器画风，迎合了主流社会阶层的喜好，并且渐渐主宰了当时陶瓷彩绘的趋势。在民国时期，景德镇王琦、汪野亭、邓碧珊、程意亭、何许人、王大凡、毕伯涛、刘雨岑等人组织了名为“月圆会”的社团，后人称之为“珠山八友”，他们代表了景德镇瓷器彩绘文人画派的势力。当年“珠山八友”曾在珠山下吟诗挥毫，以抒胸中之逸气。他们力求以中国绘画的手法结合粉彩绘瓷技艺，追寻有精神境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