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生活器皿如酒具、食具中单独析离出来，自成一个新的体系。这也是中国茶文化正式形成的一个鲜明标识。除了皇家宫廷和高级寺庙道场的金银玛瑙玉石琉璃等名贵材质茶具，陶瓷茶具的生产发展尤为特出，尤以北方邢窑白瓷和南方越窑青瓷水平质量最佳，全国各地也都形成一大批茶具烧造的窑场。
      至此，唐代首次奠定了“茶道”这种东方独特文化的完整形态，也开启了中式茶文化走向世界的序幕。
      2、唐朝茶文化的昌盛和世界性传播。
      这是由唐帝国在中古时期世界格局中的超级大国领袖地位、高度发达的先进文明、社会发展和商贸扩张需要等时代因素所决定的，与“丝绸之路”催生的中外贸易和佛教等文化传播，也有着密切关系。茶文化作为一种国际交流元素，也体现了这种唐时期的国际经济文化互通往来的盛况。譬如这类典型本土茶器制式的唐代琉璃茶碗，应是受9世纪大食（阿拉伯帝国强盛时期阿拔斯王朝）传来的玻璃制品、技术和风格的影响，而中外工艺混合杂交的文化产物。法门寺地宫唐代窖藏也出土了一套同类材质、也是中土器制的琉璃盏托，同时伴随着其他一批典型伊斯兰风格的琉璃制品，这正说明了其复杂的文化来源。
 
      汉代的“丝绸之路”开辟了此后2000多年的中西文化经济交流史，而其中的河西走廊等衔接西中亚、西北亚和漠北草原游牧民族的地区，南下延伸衔接西南诸藩国。茶在西域诸藩的传播，与唐代的安边政策及其带来的文化交流关系莫大，如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进藏，唐宪宗嫁女回纥，玄宗册封裴罗为怀仁可汗等和亲绥靖活动，对于包括茶文化在内的汉文化输出推动巨大。文成公主带去了茶叶和茶种，吐蕃的饮茶习俗得到发衍。中唐朝廷使节到吐蕃时，看到当地首领家中已有不少诸如寿州、舒州、顾渚等地的名茶。
      回纥是个商业活动能力很强的游牧民族，长期在长安的回商就有上千人。《新唐书▪陆羽传》中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以及《封氏闻见记》中“往年回鹘大驱名马入市，市茶而归”等文献均记载了当时茶马交易的盛况。回纥将马匹换来的茶叶等，除了供本土自用消费，还用部分茶叶与阿拉伯国家进行二次交易，获取可观的利润。
      中唐后，唐代虽创设了雏形的榷场边贸模式，但主要还是地缘政治目的为主，扩大了本朝商人与游牧民族的自由茶马贸易。茶马交易使吐蕃和西域诸姓国与中原的关系更为密切。名为“茶马古道”的多向性的国内、国际贸易枢纽和通商要道开始形成。
      茶法随着民族交融和文化经济传播，逐渐走进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成为改良其饮食习惯和提高生活质量不可缺少的重要生活资料，汉族政权国家的茶叶逐渐成为左右与北方游牧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的战略性资源。特别是晚唐兴起的契丹草原帝国等部分接受了汉化文化的西北民族，更几乎全盘承接了中土的茶文化，继续通过内陆传播往西深刻影响了广大的中亚甚至东欧地区。包括突厥、粟特、回纥、鲜卑及后来的党项和蒙古人，都在这条北方文化经济交流路线上对中土茶文化的西传做过贡献。
      随着大唐佛法的东传，茶、茶法及其仪式、器用产品等由遣唐使和僧侣们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地。晚唐后随着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繁盛，以及和东南亚以南传佛教为国家信仰的逝佛利王国等的文化经济交流和输出，茶和各种茶具用品远销海外。我国和东亚、东南亚等海域及各国的众多考古发现，都证实了这些历史情况。譬如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上，唐代出口东南亚的大量文物包括古茶具器物。
 
      唐代的中国茶叶、茶具和茶文化，作为国际化商品和物质文化输出，已初具规模。
      三、茶文化的光大——宋代文人茶道和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