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刘仲卿、余文襄、邹国钧、王云泉、汪昆荣、魏荣生、赵惠民等等，使得这时期的陶瓷艺术创作达到鼎盛。
 
粉彩军民一家亲薄胎瓶
      三是建国初期中央政府对景德镇陶瓷的生产和发展非常重视。中央政府曾派中央美院梅建鹰教授和一批专家前往景德镇，对这些老艺人进行培训，教他们写生和素描，并选送部分优秀的陶瓷艺人到北京进修学习，使得整个景德镇艺人的艺术修养大大得到提高，反映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上，艺术品味不断得到提升，创作出了许多艺术性很强的作品。如五十年代、王大凡、章鉴合作的粉彩瓷瓶《骏马献给总司令》就是一件艺术水准极高的陶瓷艺术精品。
      四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投入，实际上就是新中国的官窑体制。在陶瓷的胎、釉、彩料的选用和加工上舍得下成本，组织人员攻关克难，取得许多技术上的突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如这一时期生产的高白泥、高白釉、手工簿胎瓷，釉中彩，颜色釉，雕塑瓷,其精美程度远超“清三代”。这一时期生产制作精美的艺术陶瓷，应属新中国官窑。

      三、珍贵
      新中国艺术陶瓷由于它产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随着这个时代的结束，今天这些作品已无法复制，更是显得珍贵。
 
加彩大寨人瓷雕
      一是新中国艺术陶瓷的创作处于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计划经济时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陶瓷艺人们是按职称、按级别拿工资，没有生产指标，陶瓷艺人们在创作艺术品时，能够心神气定，心无旁鹜，不计时间，不计工本，精益求精，精雕细琢。一件好的作品往往要花费数月，甚至近年的时间完成，有的还需多方面的艺术家共同合作方能完成。如今计划经济时代结束，新中国官窑体制彻底解体。时代不同，创作的社会环境不同，而在那个时代、那种环境，那种心神气定的心态下创作的陶瓷艺术品，在现今这个浮躁的社会状态下，如此精美的陶瓷艺术品是永远不可再生了。
 
加彩沙家浜-智斗瓷雕
      二是新中国艺术陶瓷诞生在政治特征非常鲜明的年代。很多艺术陶瓷在体裁上明显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带有鲜明的政治特色。如粉彩瓷瓶《江青检阅革命样板戏》、六十年初陶瓷美术家赵惠民创作的粉彩瓷板《晒谷场上》、一九六三年由陶瓷美术家王锡良、张松茂合作的粉彩瓷板组画《农村新貌》、著名老艺人邹国钧一九七三年创作绘制的粉彩瓷板画《井冈山茨坪》，随着这个时代的逝去，这种反映时代政治特征的艺术作品就更显得尤为珍贵。
 
粉彩瓷板画《革命圣地延安》
      三是有些新中国艺术陶瓷原本就不是为销售给个人而创作的商品，而是为某博物馆、美术馆，某个特定的重要场所而精心制作的展品，今天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才流出到社会。尤其是那些重大政治题材的陶瓷艺术作品，是由国家投入、集社会之力量，集体创作、讨论、修改，由个人或少数技艺精湛的艺术家执笔而成的作品，存世量很少。如一九六○年江西省委宣传部、景德镇市委宣传部组织省市艺术家赴庐山写生、由陶瓷美术家王云泉执笔绘制，汪少平填色为人民大会堂特制的《庐山六景》、由老艺人邹国钧一九六○年创作的大型瓷板画《乌江》、老艺人邓必浩在“文革”期间创作的大型瓷板画《韶山洙津渡槽》、老艺人徐焕文、曹达柏为美术馆创作的《革命圣地延安》、《喜丰收》粉彩瓷板等。这些作品代表了那个时代国家制瓷的最高水平，更是弥足珍贵。如此珍贵的陶瓷艺术精品原本不可能属于我们个人，某种机缘巧合，今天我们能收藏到一两件这样的稀世珍宝，这是何其幸事。假如我们与这些珍品擦肩而过，我们将遗憾终身。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认识到新中国艺术陶瓷是一种极具收藏与投资价值的艺术品类。虽然今天人们对它的认识有所提高，但远远不够，虽然它的投资价值有所体现，在拍卖会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