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
      龙泉地区正式的考古工作主要有以下两个部分：
      1.龙泉东区配合紧水滩水库建设而进行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
      紧水滩水库建设工程三起三落，因此龙泉东区的考古工作亦随之起伏。最早于1958年初夏对龙泉东区及紧水滩水库淹没区进行实地调查，共确定窑址计75处；1974年4-6月进行第二次调查，窑址有一定幅度的增长，达到了108年，其中大部分窑址均在水库淹没区内；1980年第三次调查，窑址总数翻了一翻多，达到了218处，这也是目前对东区最为详细的调查与最大的窑址数量。在对龙泉东区的调查过程中，1959年在丽水市区范围内发现了宝定与吕步坑窑址。
      1979年至1983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和浙江省博物馆共同组成紧水滩工程考古队，分组、分地区地对水库淹没区内的古窑址进行调查、发掘，主要有山头窑、大白岸、安仁口、安福、上严儿村和源口林场等地窑址。
      这一时期成果多数以简报的形式及时发表，主要有《浙江龙泉青瓷山头窑发掘的主要收获》、《山头窑与大白岸—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之一》、《浙江龙泉市安福龙泉窑址发掘简报》、《浙江龙泉安仁口古瓷窑址发掘报告》、《汽水处龙泉青瓷上严儿村发掘报告》等。后来浙江组经手发掘的山头窑、大白岸和源口林场三个窑址群集结成《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于200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是龙泉窑第一部分正式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它对紧水滩水库主要发掘所得进行了系统阐述。龙泉东区的考古发掘表明，东区的产品质量略次于南区，且主要的生产时间为元末到明代中期，不能全面反映龙泉窑的发展序列和工艺成就。
      紧水滩水库的发掘工作，对于中国陶瓷考古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981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在杭州召开，青瓷窑址第一次成为大会的主题之一，在大会上，苏秉琦先生提出紧水滩水库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一个新兴学科分支—陶瓷窑考古大规模崛起的标志”。
      紧水滩水库考古发掘作为中国陶瓷考古学真正成熟的标志，不仅在于国内首次最大规模陶瓷考古实践以及一系列考古简报与报告的发表，同时，以任世龙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对陶瓷考古的理论、方法均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先后发表了《瓷窑遗址发掘中的地层学研究》、《浙江古代瓷业的考古学观察——遗存形态•制品类型•文化结构》、《瓷窑址考古中的“瓷窑”和“窑系”》、《浙江瓷窑址考古实践与认识》等论文。陶瓷考古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除遵循着考古学的一般规律外，还有其强烈的自身特征，表现在地层学上：首先它与多数遗址的地层逐渐形成的过程不同的是，窑址的地层尤其是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废品堆积通常是“瞬间”形成的；同时因废品倾倒过程中流动的关系，窑址坡相堆积坡底部分的堆积层次远不及坡顶部分表现得清晰明确，坡底部分的堆积某种程度上与“二次堆积”相似。这些探索，对于今天的陶瓷考古发掘，仍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2.为恢复龙泉窑而对龙泉南区的调查与发掘工作
      1957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包括大窑、金村在内的窑址进行初步的调查，其中以大窑工作为主体。
      1959年至1960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龙泉窑调查发掘组，对龙泉南区古代瓷窑进行了调查，并对大窑和金村两个地方数处窑址进行了局部发掘和试掘（发掘地段目前编号为大窑A3-34，A3-51，A3-53，A3-54，A3-55，金村A3-25，A3-26，窑址发掘点数量较多，但规模均较小，总计发掘面积仅600余平方米）。通过地层叠压关系初步了解了龙泉窑主要的发展脉络。简报于1988年发表于《龙泉青瓷研究》。初步理清了龙泉窑最核心地区&md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