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很高。而阿拉伯帝国商业极其繁荣，委托代理机制、金融服务体系和雄厚财富积累使得其海上贸易活动抗风险能力极强。
社会环境
9世纪时，气候转寒导致生产力下降，最终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社会动乱。唐末的战乱影响了外贸活动。阿拉伯商人将他们的商贸基地从广州移到了中南半岛的克拉地峡和马六甲海峡的巨港，通过坎富港（今杭州）与中国进行贸易。
技术因素
早期航海依靠信风，从中国广州前往波斯湾需要一年半到两年，交易周期长，资金周转率低，阿拉伯人在各个贸易节点创建、形成的商业移民社区支持了贸易活动，而中国商人在马六甲以西未形成过贸易侨民社区。
 
十二月至五月盛行风
 
四月至九月盛行风
对外贸易成本与贸易阶段
中国商人开展海上贸易的成本包括财务成本、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财务成本方面，投资资金的年利息费用不少于100%；机会成本方面，文献记载“获利可倍”“利则数倍”，国内贸易的收益至少是获利可倍；风险成本方面，由于早期造船航海条件都不太成熟，航海风险很高。
唐代法定高利贷年息大概是600%，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中国往返阿拉伯最少需要一年半，一趟航行的平均财务成本为900%。即中国远洋商人需要1150％的贸易利润，才能实现100%的年投资收益率。如果一次行情不能获利十倍，扣除财务成本，不如开展“获利可倍”的国内贸易。中国商人只有获利十倍，远航才有利可图。而中国船只频繁出入波斯湾的情况大致可以表明，当时中阿海上贸易的获利不少于十倍。
对外贸易可分为三个阶段：1、供应现有产品；2、为目标市场定制产品；3、越洋主动销售产品。这三阶段风险渐次增高：供应现有产品风险趋于零，参与国际贸易比国内市场交易成本高；定制商品有毁约风险，还加入了中国瓷器的生产周期成本；越洋主动推销产品除了定制风险外还有远洋航行的风险。
古代中国通过制造业就能获得国际贸易利润的主要部分，供应现有产品是中国商人的最优策略。且中国商人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在回报上差异不显着，因此无法吸引大量的社会资金投入到对外贸易中。
 
中外国商人国际贸易收益支付图
 
中外国商人博弈策略投资回报图
沉船与早期海外贸易
黑石号上的长沙窑器
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海发现黑石号沉船（Batu Hitanm），船货年代为唐宝历二年（826年），出水长沙窑器6万多件，还有少量的越窑青瓷、广东青瓷和北方白瓷。
黑石号出水的大量的精美瓷器带有西亚地区流行的造型和纹饰，似乎表明中国已经开始进入订单生产外销贸易模式的新阶段，但在海外没有看到特别典型的带有西亚中东母题的长沙窑瓷器。更可能是黑石号代表着中国瓷器外贸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一个尝试，生产了一大批定制样式的产品装船，结果不幸沉没，黑石号的巨大损失，对其组织者和利益相关者形成了沉重的财政打击，也打击了新商业模式的形成。
 
黑石号出水有西亚中东人物形象的瓷器
 
黑石号出水长沙窑瓷器（褐色的彩斑瓷器和狮子鱼形象带有西亚中东风格）
 
出水四出花瓣口白瓷
 
出水瓷器上饰西亚中东风格菱形四角出四朵花的图案
 
出水的广东地区青瓷
 
装船货用具的大储物罐，具体产地不明
 
海外遗址出土的9到10世纪的长沙窑器碎片
印坦沉船的风险警示
印坦沉船于1997年在雅加达以北150公里的印坦油田附近，沉船出水大量带“盐税钱”等官方银锭和“乾亨重宝”钱币，船货可能属10世纪中叶前后，南汉国覆灭之前。这条船上没有西亚中东纹饰的瓷器，表明不再进行定制生产。印坦沉船损失的白银相当于南汉国两年官方的盐税收入，这反映了官方贸易的尝试失败。黑石号的沉没沉重地打击了定制生产，而印坦沉船的沉没对官方介入海上贸易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这两艘价值连城的货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