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
遗憾的是这种三角形支架垫烧工具，邛窑没延续至南宋，主要仅于晚唐五代，原因何在？笔者推测：一是制作工序较多，费时费工，成本较高，晚唐五代是为皇家生产，可不计支付盈亏。二是宋时，陶瓷供给皇家，不再是由皇家“制样须索“，而宋时皇家需要用瓷量增大，便自立窑场，专为皇家生产，名为“官窑“。所谓“官窑”，是专为皇家生产，不作商品产销。官窑产品是不计成本，只求帝王官僚们喜欢，其要求是既美观又实用。官窑为达到这一标准，宋时五大名窑的“汝官窑”，便将邛崃十方堂窑的包釉三角形支架支钉垫烧法吸引过去。三是，两宋时是我国瓷器生产进入百花齐放，百家争艳的繁荣时期，邛窑之造型、釉色、纹饰、装烧工艺，诸多技艺曾遥遥领先，影响南北瓷窑，但终因先天不足，胎土杂质太多，远不及五大名窑，汝、定、官、哥、钧质优形美，有广阔的畅销市场。邛窑销售市场有限，根本无力使用费时费工的包釉三角形支架的垫烧窑具，因而停用失传。
 
图15 五代 五出莲蓬印模背刻楷书：“乾德六年二月上旬造官样杨全记用”铭文
邛崃文管所藏
此外值得探讨的是关于汝官窑的芝麻支钉痕，在《汝窑新发现》中提到：“用细小支钉支烧是汝窑器的杰作，但包釉支钉工艺并不始自汝窑器。汝州地区在汝窑烧造以前，已有包釉支烧工艺……这种包釉支烧工艺，耀州窑在五代时期已经盛行，从其渊源言，汝窑的支烧应源自耀州窑。”“其天青釉只是从原来的耀州青瓷系统的制品，控制更严格的还原气氛而形成的。”并举示耀州窑五代五出莲瓣青釉碗为证，还以汝窑天青釉也是源于耀州窑。笔者粗视其碗，却认为亦是如邛窑五代三支钉痕相似，即动摇了受邛窑支烧的推测，并也认为是受耀州窑五代包釉支钉垫窑具的影响，但再一细读，发现碗之圈足宽厚，足墙端直是无釉的涩底，而邛窑与汝官窑的碗盘盏足墙体簿圆曲而外撇，底皆是裹足釉（图16、17），尤邛窑无一例三芝麻支钉痕的碗盘盏为无釉的涩足，因此汝官窑之裹足釉与支烧工艺是源于邛窑无可质疑。同时由于汝官窑之装烧在吸纳邛窑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改进，其一，汝窑支钉痕仅于器之外底，内底光洁平整，邛窑内外皆见支钉痕，可见邛窑是多件叠烧，汝窑为单件装烧，使器物更美观实用，其二，为使器物更平稳不仅三支钉，还扩至5至7齿不等的支垫。由此可知汝窑是承传中有创新。并为南宋官窑、金钧窑、元的哥窑，与域外的朝鲜高丽青瓷所承传（图18-22）。关于釉色该文未提供实物，但邛窑于五代层出的天青釉碗盘，不仅有零星的，甚而还有成叠累于匣钵的五出碗盘器物。
 
图16 五代 耀州窑青釉支钉支烧碗
 
图17 宋 汝窑青灰釉支钉支烧洗
 
图18 清 凉寺汝窑出土成熟期瓷洗
 
图19 清 凉寺汝窑出土成熟期瓷碗
 
图20 世纪末至12世纪初 高丽窑青瓷碗残片
 
图21 宋 郊坛下官窑支钉支烧残片
 
图22 元 哥窑盘支钉烧器
综前所述，邛窑晚唐五代创造的三角形支架装烧垫具，是在吸融北方邢窑或定窑的三叉形垫具而创新。虽未在邛窑中继续沿用，又未为四川各窑系中得以承传，但它总把这较为先进的垫烧工具，传送与北宋“汝官窑”。从记载为据，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罗希成《唐邛窑奇品》云：“其釉色有如钧窑者，有如汝窑者亦可谓代之钧汝诸窑之釉色，均胎息邛窑而来”。又据《蜀故别录》于釉色上提出“邛窑影响宋瓷甚巨，钧汝诸瓷，可为例证，论者不知”，皆说邛窑之釉，实开钧汝之先河（《风土杂志》卷二）。再结合近半个世纪已来的田野考古发掘，出土大量五代的包釉支烧工艺品为铁证，汝官窑的裹足釉与支烧工艺，并非“源自耀州窑”，而应仍是邛窑的直接影响，并为汝官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