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上采取对话的方式，所以需要在课下作大量的准备工作，这种方式对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是一种促进。
为了便于我学习，汪先生为我在上海博物馆陶瓷部安排了一张办公桌，还办理了资料室的借阅卡，使我可以随时借阅上博的专业图书。这些书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和历史系资料室是很少的，对于我的业务学习十分有益。
 
汪庆正先生2001年在杭州老虎洞窑址专家论证会上发言
对于学习古陶瓷鉴定，汪先生采取的是实物观摩的方式，当时每个星期有两个半天从上海博物馆库房提出20多件文物，一件一件上手仔细看，以时代先后、不同地区、不同窑口的器物分别观摩。开始是先由汪先生讲解，我作一些认知的总结;后来汪先生要我先讲，他再作一些补充，主要是看看我在鉴定方面是否有“悟性”。
经过长时间和器物的“亲密”接触，也就是汪先生常说的“盘文物”，使我对文物的认知从胎、釉、造型、纹饰等基本特点进入到对瓷器制作各个步骤在器物上留下的细微痕迹加以辨识。
通过亲手接触实物，才能深刻体会到“竹丝刷纹”“泥鳅背”“糯米底”“塌底”“黑疵”等现象的实质和出现的原因，也能领略“滋润”的手感与仅仅眼睛看的不一样的感觉;通过手感，体会到每一种器物的合适重量;通过敲击瓷器的声音来判断烧造温度的高低。通过不断地重复观察、体会，才能在脑海里形成一套瓷器的鉴定标准。总之，从表象到本质是认识的一个飞跃，只有多看标准器、多看真的文物，才能在以后的工作中用这个标准判断器物的真伪。
与传统的文物鉴定方法不同，汪先生非常注重从陶瓷制作工艺的角度找出不同时期、不同品种器物的特点，只有了解了不同的工艺手法，才能认识不同特点的形成原理，才有可能总结出鉴定的要点。与汪先生不谋而合的是，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先生在教授青铜器鉴定时也十分强调铸造工艺的作用，青铜器陶范合范时留下的“范线”，固定内模、外模间隙的“垫片”乃至“浇口”“冒口”位置等铸造时留下的痕迹，往往成为青铜器鉴定的重要依据。
我在读大学之前曾经做过7年的铸造造型工，熟悉铸造工艺;在浙江期间又认真阅读了郭宝钧先生的《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一书，对郭先生以青铜器铸造的范线判断其分型面的特点作为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汪先生、马先生之所以比前人更为进步，在文物界留下赫赫名声，与他们不断探索的学术精神密切相关。
 
2002年3月陈克伦与汪庆正先生(右)一起在日内瓦鲍尔文物馆考察成化斗彩
汪先生认为，研究文物讲究实物、文献及考古资料的结合，从文献中发掘出与实物相关的记载，可以起到“双重证据”的效果，这在他的一系列研究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粉彩”即“洋彩”考》一文中引述了《南窑笔记》和《造办处档案》的记载;《官、哥两窑若干问题的探索》分别从宋代的《负暄杂录》《坦斋笔衡》《乾道临安志》《武林旧事》，元代的《辍耕录》《至正直纪》，明代的《遵生八笺》等文献中寻找线索;《青花料考》一文则从明代文献中提到的“无名异”追索到宋代的《图经本草》《梦溪笔谈》等文献，考证早期青花料的产地;在数篇研究汝窑的文章中，探讨汝窑的烧造年代和性质的文章中，也列举古代文献记载为论述提供证据。
汪先生强调引用古代文献首先要对文献有正确的理解，他反对对文献的误读和曲解，他几次提到一些人的误读要么是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要么是刻意为自己的观点服务，这都是不科学的。
在跟随汪先生学习文物鉴定的同时，选定当时人们还很少认识到的明代初年“洪武时期景德镇窑瓷器综合研究”作为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