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至八十年代创作的水仙、墨竹、芙蓉、红梅、凌霄花、牵牛花等系列花卉瓷器产值及销售额达2000多万，出口加拿大、新加坡等国，获各项荣誉。九十年代设计的白玉兰瓷器销售额占我所在红旗瓷厂销售额的60%以上。设计的“山茶花”酒炉被选为赠予日本政府首脑的国礼。曾有人开高价想收藏我准备赠予博物馆的作品，我婉拒了，因为一件好作品是非常难得的，它与原料、心境、功力、泼墨节奏、窑火把控、勤奋悟性等许多因素有关，所以不能再被物质、金钱等束缚，不然难以心胸坦荡、行稳致远、学有所成。

王：您曾被中国文联、中国民协评为“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作品《十里春风满长安》获山花奖，可以说与民间文艺的渊源很深，能否谈谈它对您的影响？

孙：你是学中文的，应该知道寻根文学，我认为我们文艺的根也在民间。成功的作品，来源于多方面的吸取和创造，特别是民间的东西。我从小就喜欢看民间文学作品，那时还是印在小本子上，不像现在这么精美。家里不富裕，买不起，只能借书看，常被民间故事所感动。我的许多作品，如《林冲充军》《大江东去》《黛玉葬花》《喜相逢》《涉江》等，都是以民间故事、典故为蓝本创作。此外，还有意识地创造性地转化运用民间文艺中的工艺和特色，如：将民间缠枝莲传统纹饰运用在日用瓷，创造既有民族传统风格又有时代新意的釉下彩艺术图案，受到大家的喜爱。《十里春风满长安》灵感来源于剪纸，剪纸创作时专注局部，一展开便有了整体感觉。这件作品不像传统那样，精致地刻画紫藤，注重局部细节，而是从整体上把握，运用泼墨技法，再点缀，表现紫藤随风摇摆，像瀑布一样垂下来的整体效果。为保护传承民间文化、讲好陶瓷故事，我也积极参与了景德镇陶瓷口述史工程等工作，为民间文艺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王：作为一个光绪年间起始的“陶瓷世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每一代人的陶瓷梦上遇到的困难各不同，能说说分别面临的主要困难以及如何解决、克服的吗？

孙：我的祖父孙洪元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生存层面和艺技保守的氛围。他父亲早逝后家里很困难，不到9岁便来到景德镇谋生，算得上是“景漂”。坯房老板签下10年学徒期，初衷是请一名免费长工，忌讳传艺。祖父只能躲在板缝中观学，趁其熟睡后偷着上车拉坯练习，常彻夜不眠，连轴辛劳，终成制作大件、青花瓷和配置高温颜色釉、釉下瓷用颜料的高手，并在略有积蓄后创立“孙荣记”作坊。我的父亲孙振东，从小随父学艺，后在建国瓷厂任高级技师，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一定程度受到时代巨变大环境的影响，创作成就主要是青花釉里红。我是幸运的，从小耳濡目染，学东西比父辈、祖辈更容易，以往技艺传承的壁垒慢慢被打破了，也未遭遇战争，只是在特殊时期差点被人为调整至洪都机械制造厂工作，被时代的潮流冲散，面临技艺被迫中断和失传的风险。我的下一代比我更幸运，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良好的创作环境、开放兼容的氛围、科技的助力，学习、生活、创作等各方面的机会多，条件越来越好，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为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无限良机。如果没有伟大新时代，我们难以历经四代、延续百余年，是时代和景德镇千年不熄的窑火、精技尊艺的文化氛围、陶瓷能工巧匠的指点帮助培育了我们，成就了孙公窑。

王：“鑫、心、新”，这些关键词映射了家族精神内核，正好也是你们的姓名。祖辈，从丰城“景漂”至景德镇，立足立技后，希望“孙荣记瓷厂”财源广进、鑫欣向荣；到了您这代，对创新愈加重视，是否更希望后辈能够守正创新、用心用情？

孙：你的解读很到位。我祖父曾说过：“家有万金不如一技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