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作为中国陶瓷考古学真正成熟的标志，不仅在于国内首次最大规模陶瓷考古实践以及一系列考古简报与报告的发表，同时，以任世龙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对陶瓷考古的理论、方法均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先后发表了《瓷窑遗址发掘中的地层学研究》《浙江古代瓷业的 考古学观察——遗存形态·制品类型·文化结构》《瓷窑址考古中的“瓷窑”和“窑系”》《浙江瓷窑址考古实 践与认识》等论文。陶瓷考古作为 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除遵循着考古学的一般规律外，还有其强烈的自身特征，表现在地层学上：首先，它与多数遗址的地层逐渐形成的过程不同的是，窑址的地层尤其是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废品堆积通常是“瞬间” 形成的；同时，因废品倾倒过程中流动的关系，窑址坡相堆积坡底部分的 堆积层次远不及坡顶部分表现得清晰明确，坡底部分的堆积某种程度上与“二次堆积”相似。这些探索，对于今天的陶瓷考古发掘，仍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二)为恢复龙泉窑而对龙泉南区进行的调查与发掘工作
1957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包括大窑、金村在内的窑址进行初步的调查，其中以大窑工作为主体。
1959年至1960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龙泉窑调查发掘组， 对龙泉南区古代瓷窑进行了调查，并对大窑和金村两个地方的数处窑址进 行了局部发掘和试掘(发掘地段目前 编号为大窑 A3-34，A3-51，A3-53，A3-54，A3-55，金村A3-25，A3-26， 窑址发掘点数量较多，但规模均较小，总计发掘面积仅600余平 方米)。通过地层叠压关系初步了解了 龙泉窑主要的发展脉络。简报于1988 年发表于《龙泉青瓷研究》。初步理清 了龙泉窑最核心地区——龙泉南区窑 业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脉络，表明至少在南宋时期，龙泉窑厚釉类产品可以划分成黑胎与白胎两类，其中的黑胎产品与南宋官窑有着密切的关系。
1980年任世龙先生对金村窑址进行调查，在屋后的断面上发现了上下 叠压的“五迭层”，从而建立了金村地 区窑业发展的完整序列。同时，依据龙泉金村窑址调查中所发现的五迭层堆积关系、龙泉大窑和金村窑址发掘所得的地层编序以及龙泉东区在大白岸、山头窑窑址地层编年资料，在明确划分龙泉青瓷两大系列、三个不同 品种的类型学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六大考古期别，首次建立起“白胎、淡 青色薄釉、纤细划花”→ “灰白胎、青绿色薄釉、内外双面刻花”→ “厚 胎薄釉、器里单面刻花”→ “厚胎薄釉与薄胎厚釉共存，盛行外壁单面刻 划莲瓣纹共饰”→ “厚胎厚釉，釉色 葱绿高档青瓷”→ “胎质粗劣、坯体 厚重、釉色灰绿”的序列框架。
“在龙泉金村和与之地域相连的庆元上垟窑址群落中，明确存在着与北宋前期越窑瓷器风格面貌雷同的一类遗存，这可以视为未被吸收的外来因素，或者说成是越窑的‘龙泉地域 类型’。在金村的一处堆积断面上，其清晰的五迭层位关系表明，它和另一种以‘双面刻划花’为特征的碎片堆积分处在五、四两个层位，两类遗存的包含物具有全面性的特征变异，显然难以视为同一系统的两个不同阶段，当属文化性质的不同。但是，在两种类型的制品中，却可以见到以‘五管瓶’和与其配伍成双的‘带盏长颈瓶’两种器形为典型代表的地方性独具因素。如果按照地层编年和拙作《龙泉青瓷的类型与分期试论》，把上述的两种遗存分别视为龙泉一、二两 个期别，则随后的三、四两个分期可 以明确无误地视作对第二期的继承和发展，从而构建起龙泉青瓷‘厚胎薄釉刻划花’的形态序列。即便在第四期的龙泉南区遗存中，发现与它的形态特征恰好形成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