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业遗存，采集瓷器有碗、杯、罐、坛和洗。巷子口发掘以PM4为例，第⑥至⑨层皆为东汉至三国遗存。
第⑥层又可细分A、B、C三小层。⑥A层为红褐色窑渣堆积，含有大量红砖块、窑渣、碎瓷片，采集大量平底芒口碗、碗形灯、平底杯、四系罐、硬陶釜等残器。⑥B层为灰黑色沙质粘土，含有红砖块、炭末、瓷片等，采集有平底芒口碗、平底杯、四系罐、折沿洗、器盖、硬陶釜、陶网坠等残器。⑥C层为灰褐色沙质粘土，含有红砖块、炭末、瓷片等，采集有碗形灯、平底敛口碗、平底芒口碗、平底杯、折沿洗、硬陶釜等残器。
第⑦层：黄褐色沙质粘土，含有红砖块、炭末、较多陶瓷残件，采集有鱼纹洗、平底敛口碗、平底杯、四系罐、器盖、硬陶釜等陶瓷器，出土器物的完整度较⑥层高
第⑧层：黄色沙质粘土，包含少量瓷片，采集有平底杯、四系罐残片。
第⑨层：灰白色沙质粘土，该层表面有少量瓷片，应为早期窑业活动面。
巷子口断面底层文化堆积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抬肩四系罐、敛口平底碗、硬陶釜为主，四系罐占较重分量，罐口多刮釉，碗多置于罐之上叠烧。晚期以芒口平底碗为主，罐釜的比例下降，碗口多刮釉，大量采用对口装烧法。从遗址出土情况看，也可早到东汉中期。
长沙走马楼22号井中堆积层位非常清晰，报告分为四层，第一层为黄褐色覆盖土，第二层为简牍，第三层为灰褐色土，第四层为方形木壁竖井及四周黄褐色填土。第三层厚2.05-3.5米，上部呈坡状，其中夹杂竹、木屑、草芥、树叶等物，以及破碎的砖瓦、麻石块、陶瓷器及残片、铜碗、铁钩等物，其中出土完整青瓷器共52件（见表一），同时出土的还有硬陶等器物[9]。从出土物情况和堆积形状看，这层显然是作垃圾处理的灰坑。第三层压在第二层简牍之下，根据已整理简牍获知，简牍最早纪年为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最晚纪年为孙吴嘉禾六年（237年），意味着第三层的年代下限不会晚于建安二十五年。
据简报，第三层按深度不同又细分为③②①层，也说明走马楼J22第三层③出土的青瓷罐A、B型、I式造型（图二：1、2）与第三层①有所不同，前者口径与腹径比为1:2.1，腹径与器高比为1:1，肩腹在粘接时形成台面，器形显粗圆。而后者则分别变为1:1.8-1.9，1:1.2，器型向瘦高变化，最大腹径在中部。青瓷碗由圆唇，敛口，弧腹，饰方格纹，变为敞口、斜腹、素面，口部刮釉。第三层③所出圈底釜与VI式罐与湖南南岳万福村4号墓[10] 出土的方格印纹釜和方格印纹陶罐相同，万福村4号墓也有“元兴元年（105年）”纪年砖，长沙走马楼J22出土青瓷可早至东汉中期。


从墓葬出土情况看，目前以1955年长沙白泥塘东汉“永和元年”墓（018M）[11]出土“青瓷罐”作为岳州窑青瓷产品的最早纪年，恐有不妥。由于该墓发掘时间尚早，陶瓷界对成熟青瓷界定尚未形成共识，笔者在库房提取该罐细察，发现此罐实为陶质，胎尚未瓷化。所以以永和元年（136年）作为岳州窑烧造最早纪年应与存疑。但在安徽亳县曹操宗族墓[12]董园村一号墓出土一件四系罐，造型与走马楼J22第三层的下层所出的AI型四系罐极为一致，该墓有“延熹七囗元月（164年）”纪年砖。
另外元宝坑一号墓出土有三类瓷片：素面青色玻璃碎釉，胎白质细；棕黄色玻璃釉，胎白；黑色釉，有光泽。前两类的胎釉明显具有岳州窑产品特征。这座墓也有“建安三囗四月四囗（170年）”纪年砖。联想到曹操高岭出土四系罐亦为岳州窑产品，可见显赫一时的曹氏家族对岳州窑产品的认可。综合窑址、城市遗址、墓葬三方面材料，将岳州窑起始时间定在东汉中期是恰当的。
（二）衰落时间
岳州窑的下限，皆以长沙窑兴起为标志，认为长沙窑取代岳州窑而兴起，长沙窑的兴起也就意味着岳州窑的衰落。如周世荣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