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晚期西王村类型的过渡阶段，这与《华县泉护村》认为M701属于泉护村一期文化第Ⅲ段的年代基本相合。同时，考虑到泉护村M701和西坡墓地均出土有仰韶文化中期典型的釜、灶等器物，将M701的年代与文化性质定为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类型的最晚阶段，是比较恰当的。
结合同时期西坡墓地的墓葬结构和等级构成，可以推测泉护村遗址应存在一处仰韶文化中期的墓地，极有可能就在M701附近的高台地一带［11］。因受到晚期自然或人为因素严重破坏，导致规模较小、埋藏较浅的墓葬很可能已被破坏无存，以至于两次考古发掘均未发现成片的墓葬。M701的墓葬开口距地表也仅余30～40厘米，墓圹两侧原有生土二层台可能已经被破坏，墓葬原宽度应在1.5米左右，属当时墓地中的高规格墓葬，M701随葬所用的“陶鹰鼎”当是较为珍贵的特殊随葬品。
（二）仰韶文化用鼎传统问题
陶鼎最早见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裴李岗文化早期末段，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6200年，以罐形鼎和盆形鼎为主［12］。此后，陶鼎广泛见于豫中及邻近地区，至仰韶—龙山文化时期，陶鼎的分布范围几乎覆盖了今天中国的中东部地区，形制也逐渐多样化。
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广，延续时间长，地方类型多，各地的文化面貌呈现出显著的个性特征和差异。如果从大的地理格局来看，晋陕豫交界地带与天水地区的文化面貌的相似性要高于郑州—洛阳地区［13］，大致以黄土高原的东部边缘为界，整个仰韶文化区呈现出东西分立的文化格局，东部主要包括豫北、豫中、豫西南，西部为陇东、关中、豫西、晋南一带。东西两区在保持宏观文化面貌相近的前提下，在陶器形制、居址结构、生业经济等部分微观文化细节上显示出差异。体现在用鼎传统上，早在灵宝西坡遗址发掘时我们就意识到，陶鼎在新石器时代所代表的是东方文化因素，不是豫西和关中地区的典型器物［14］。实际上，在仰韶文化初期，豫中南、关中及汉中、晋西南等区域曾短暂出现过陶锥足圆腹罐形鼎，如方城大张［15］、临潼零口［16］、垣曲古城东关［17］等遗址。此后，冀南豫北、豫中、豫西南等地区的用鼎传统延续下来，并演变出罐形鼎、釜形鼎等多种形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中及汉中地区半坡类型基本不再有鼎，仰韶文化东西差异扩大［18］。据统计，仰韶文化中期时，大致以河南渑池为界，以西的灵宝盆地及周围、洛阳盆地西部以及黄河北岸的济源、焦作等地区，很少见到鼎等三足器类，鼎的器型也单一，多为釜形鼎；而以东的洛阳—郑州及周围地区则普遍流行各类鼎形器，包括盆形鼎、罐形鼎和釜形鼎等［19］。这一时期，整个渭河流域全境及其以西的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均不见或少见鼎类器物［20］，关中东部等地仅见极少量的釜形鼎。与此同时，黄河下游北辛—大汶口文化系统的鼎类器逐渐崛起，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多样，并随着大汶口文化的西进对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豫中等地的大河村等遗址开始出现大口、折沿、折腹、凿形足等具有大汶口文化特征的鼎类器［21］，而且愈靠近大汶口文化区，鼎类器的数量愈多，器型愈丰富，大汶口文化元素愈显著。与之相应地，整个仰韶文化区的鼎类器自东向西呈递减态势，至豫西三门峡一带仅有少量的釜形鼎，而灵宝西坡墓葬中完全未见有用鼎随葬的现象。
由上分析，仰韶文化陶鼎的分布状况与仰韶文化区东西分立的文化格局相一致，二者的东西界限也大致相合。仰韶文化中期时，关中地区没有用鼎的传统，更不见有随葬陶鼎的葬俗，这在历年来的考古发现中不断得到证实，如近年来经过大规模发掘的高陵杨官寨遗址［22］，在属于仰韶文化中期的灰坑、房址、墓葬中，均未见陶鼎的踪迹。至于泉护村遗址的泉护一期文化遗存，除“陶鹰鼎”外，仅在泉护一期文化